厦门第二东通道工程跨海段桥梁是继港珠澳大桥之后，国内第二座、福建省首座全桥预制装配化跨海大桥。主跨2×150m，标准跨90m，钢箱梁宽39.4-52.6m。采用钢管复合桩+装配式下部结构，承台、墩身、盖梁工厂预制、现场拼装，节段间采用预应力粗钢筋连接；上部结构采用闭口整幅钢箱梁，整孔吊装施工。桥位处水深5-18m，基岩面起伏剧烈，存在多条风化深槽，E2地震峰值加速度0.795g。大跨径宽体钢箱梁、复杂地形地质下强震区采用装配式下部结构是本项目设计难点，为同类型桥梁的设计提供参考。
厦门第二东通道工程，是在建的厦门第二西通道工程的东延伸段。起点与本岛侧环岛东路互通相接，终点与翔安侧滨海东大道互通相接。路线km，其中海中段桥梁全长3.27km，海中段跨越中航道、东航道和西航道三个航道，均采用双孔单向通航的方式。中航道桥采用2×90+2×150+2×90m，其余桥梁跨径均采用90m。
该桥址区域处于东亚季风区，东，西风带交替影响的过渡区，风速较大。厦门多年平均风速为3.4m/s，强风向为ESE向，最大风速38 m/s。
厦门第二东通道工程海域海底地形起伏较大，常水位下，一般水深8～15米，可满足大型浮吊吊装要求。
本场地地层结构较单一，但地层岩性、厚度和埋藏分布等在空间分布上变化较大，特别是花岗岩岩面起伏大，基岩埋深较浅。
本项目处在高崎机场的航空限高区内，桥型选择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桥面最高点标高为48m，永久结构及行车界限不超航空限高；施工设备需突破航空限高至150m。
海中段桥梁全长3926m，海中段除起点位置采用总长约600m的混凝土梁方案外，其余均采用钢箱梁方案。钢箱梁桥含主通航孔桥（2×90+2×150+2×90=660m）、东通航孔桥（4×90=360m）、西通航孔桥（4×90=360m）、非通航孔桥（均为90m跨径钢箱连续梁）。
钢箱梁均采用整幅单箱方案，主通航孔桥梁高3.5-7.0m，其余90m跨径梁高均为3.5m；主梁横断面挑臂长度8.0m；实腹式横隔板间距10m，两道横隔板之间设置3道横肋；顶板宽37m，全断面布置4道腹板；顶板、底板、斜底板均采用U肋加劲，腹板采用板肋加劲；全桥钢箱梁顶板、顶板U肋、顶板板肋及横隔板部分区域采用Q420qD，其余构件均采用Q345qD。
下部结构采用预制承台和墩身。墩身按高度分为2-3段预制，下节段与承台整体预制，上节段与盖梁整体预制；墩身节段之间采用干接法连接，具体连接构造有预应力粗钢筋、剪力键及环氧树脂涂层；桩基采用钢管复合桩。
根据本项目建设条件，控制设计重要的因素为航空限高、白海豚保护区、通航要求、景观要求等，故本项目要求桥梁建筑高度需在航空限高范围内，同时尽量缩短海上施工周期、合理降低造价等。增大海上引桥跨径，减少海中基础数量，既可缩短海上施工工期，降低施工费用，又可减少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并保证总体的低阻水率和景观效果，就高跨比例、经济性及缩短工期等方面而言均是合理的。
结合以上要求，同时响应国家关于推广钢结构的政策，本项目海中桥梁均采用重量轻、跨越能力强的钢结构作为上部结构。考虑到100m跨径整幅整孔吊装重量（在满足航空限高的条件下）超过目前国内现有起吊设备极限值，相对80m跨径而言90m跨径的景观性好、建造周期短、阻水率小，因此推荐采用90m跨径。
本项目位于海中，运营期桥梁的养护工作环境差、效率低、难度大，采用墩梁固结形式，能够大大减少支座数量，减少养护、维修工作量，降低运营期间管理养护费用，降低全寿命周期内综合费用。同时，墩梁固结形式有助于提高结构整体性，提高结构抗震性能。
本项目引桥上部结构推荐采用大跨径钢箱梁或者组合梁。对于钢箱梁，若采用墩梁固结，则墩梁结合段（钢箱与墩身混凝土之间的连接）构造较为复杂，需要研究合理的固结措施，如设置竖向预应力、墩梁通过预埋件焊接连接等。对于组合梁，若施工阶段即实现墩梁固结，则墩顶梁段将承受较大的负弯矩，对混凝土桥面板受力极为不利，故可按照简支变连续、最后墩顶固结的施工顺序，保证施工阶段一期恒载时墩顶无负弯矩；桥面板铺设结束后墩顶桥面板无拉应力。此种施工顺序对应的施工全套工艺流程也较为方便。
墩梁采用支座连接可简化施工全套工艺流程，简化墩顶区域主梁和桥墩构造，降低施工难度，也有助于保证计算模型中的边界条件和结构实际受力状态吻合。通过设置适当的抗震构造措施，采用合适的支座类型，可以轻松又有效地减小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内力响应，避免落梁风险。同时，采用支座连接也能减小温度作用下结构内力响应。
（1）设计风参数的确定，包括设计基准风速、静风稳定性检验风速等参数计算。
针对大桥施工阶段和成桥阶段，进行主梁节段模型测力试验，试验结果包括风攻角-10°～10°的主梁升力系数、升力矩系数和阻力系数。
通过BIM技术的应用，辅助结构设计，并基于BIM技术进行实施工程模拟，包含施工模拟与施工工艺可视化交底。充分的发挥BIM技术优势，将三维模型与时间整合，形成一个可视的4D施工模拟，直观、精确地反映所有的环节的施工进度。对关键分项工程、重要工程节点的施工工艺动态、直观模拟，可以轻松又有效地协调各专业的交叉施工，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我国大跨度桥梁中，大多采用U肋加劲的正交异性钢桥面板结构。目前广泛使用冷弯U形肋，但是冷弯U形肋存在诸多问题，除疲劳问题以外，还存在一系列包括设计、加工、制造等问题。热轧U形肋是解决正交异性桥面板和U形肋如上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
传统冷弯U形肋采用热轧卷板开平、切毛边后冷弯而成，存在生产所带来的成本高、效率低等问题。热轧U形肋利用相当于原有生产板材环节所需的能耗，直接完成成品U形肋的生产，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所带来的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热轧U型肋弯角通过万能轧机一次热轧成型并通过平立矫直，降低残余应力，避免了冷弯U形肋由于冷弯，导致折弯处残余应力较大，使得U形肋失稳，并且疲劳性能降低。热轧U形肋产品是由钢坯直接轧制而成，通过增加U肋角壁厚，增加与桥梁顶板接触面积，提高顶板刚度，从而提升顶板的抗疲劳性能。
结构的总体受力满足规范要求，但本项目跨径较大，且桥宽较宽，存在多体系受力的问题，结构空间效应明显。因此建立空间存在限制元模型，对结构支点及跨中等重点部位进行详细分析，经计算可知，结构支座横隔板、支座附近的人洞及过焊孔受力较大，存在应力集中现象。通过合理调整板厚及结构构造，使得钢结构的应力均满足规范要求。
连接的安全可靠是预制装配结构的设计重点，预制承台与桩基之间采用现浇孔进行连接，现浇孔内设置联通纵横向钢筋及剪力键。本项目为高桩承台，在竖向、纵向及横向风载和波浪荷载的作用下，连接部分受力较大，对该部位进行局部分析，计算考虑混凝土材料的受压和受拉非线性，并对新老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模拟，计算根据结果得出，结构的承载力及抗裂性能均能满足规范要求。
本项目地震烈度大，抗震设防等级高，基于桥梁的抗震合理安全度原则，在确定桥梁工程的抗震设防标准时，主要考虑桥梁的重要性，以及桥梁结构功能丧失可能会导致的经济损失；地震破坏后，桥梁结构的抢修和加固的难易程度；以及建筑设计企业所能承担的抗震防灾的最大经济能力三方面因素。本项目海中桥的设防标准如表3。
常规体系下，E1地震横桥向作用下，桩顶截面发生屈服，能力小于需求，横向固定支座水平支座剪力均较大，最大达到支座吨位65%，支座的构造设计上存在困难，因此采用考虑减隔震支座设计。考虑E1地震作用时结构进入减隔震体系，在E1及E2地震作用下，各桥墩与桩基截面处于弹性状态，支座位移能力满足变形要求，满足抗震能力目标。
厦门第二东通道工程是厦门市进出岛交通网络规划中的交通要道，本项目设计中主要受控因素为：厦门市为国家重点旅游城市，景观要求高；项目处在高崎机场的航空限高区内；桥址附近有白海豚自然保护区等。结合以上特点，本项目海中桥梁段上、下部结构均采用有利环保的预制化方案，上部主梁采用跨越能力较大的钢箱梁，下部采用预制墩身结构；国内同类型桥梁设计经验相对较少，为保证结构在施工期及运营期的受力合理性，对结构设计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该项目的设计，为我国在该领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Architizer A+Awards是全球建筑及建筑产品领域顶级规模的奖项赛事之一，旨在发掘世界各地最具前瞻性的项目，尤其关注回应当今时代社会、环境及文化等广泛议题的建筑。每年，有众多令人惊艳的A+Awards获奖作品来自“文化类”参赛组别。这些项目的意义在于体现它们与人们的联系：作为聚集和社交场所，为大众提供了多样化和包容性的活动内容。世界各地的杰出文化建筑均意在强调共同价值观，并成为城市地标。
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获奖项目郑州大剧院，就向我们展示了建筑师如何通过建造、形态和空间布局，赋予物理空间以场所精神并打造未来文化地标。此次我们对话项目的设计团队，一起了解背后的故事。
A+Awards“最佳文化建筑”从结构形态、功能用途、环境及社会影响力三个维度综合评选而来，请您以设计者和获奖者的视角分享郑州大剧院项目基于此三方面的整体考量？
郑州大剧院地处中原核心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和灿烂的传统民间艺术。同时，郑州又是一个经济腾飞、有着国际级都市发展雄心的中心城市，需要一个发扬传统艺术、对接国际文化的平台。作为大型综合性观演建筑，郑州大剧院的功能涵盖了歌舞剧场、音乐厅、多功能厅、戏曲排练厅及其附属配套用房，满足大型文艺演出、文化交流活动、高级别会议、艺术传承与培训等社会需求，良好地发挥了河南省乃至中原地区文化艺术交流主舞台的示范作用。
郑州大剧院作为中国中原地区最高级别的观演艺术殿堂，创作出一艘传播文明的巨舰，行于黄河、踞于大地，将壮阔的艺术史诗以建筑的时代语言呈现于当代时空，彰显中原文化之博大宏伟。它为这座华夏轴心之城打造了一座文化自信、专业、高效、开放、绿色的“可持续”剧院。它是高雅的，同时也是亲切易懂的，它连接了过去和现在，也将属于未来。
在结构形态上，为满足上述四个独立剧场的功能设置和最长边204米的大跨空间需求，郑州大剧院采用下部钢筋混凝土底座与上部钢结构相结合的形式，并结合建筑造型特点采取了外围钢桁架、屋顶平板网架，同时利用下部三个混凝土单塔结构作为网架支座，组成了一种新型特殊混合结构体系，既可减小屋面结构的有效跨度，又不破坏屋面结构的整体性。除此之外，设计还采用了托柱转换、Y形柱转换、搭接柱转换等多种结构转换形式，协调结构和空间的统一性。
设计化繁为简，不同的帆片曲率配合斜向肌理，将立面单元优化为不规则双曲面，运用模型及参数化技术对单元划分形式进行多重比选，确定采用可吊装施工的2X3米竖向基本单元，既可以满足以“九曲黄河”为空间意向的弯曲流通的空间造型需求，又可以标准化生产，简化施工，节约造价。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项目在技术上实现了两方面的首创，一是首创半球形凹坑立面表皮，同传统宫门半球铜钉造型反向暗合，创造出兼具传统和创新内涵的建筑表皮；采用自承重铝方通和表面手工拉丝着漆工艺，使铝方通造型摆脱龙骨束缚，自由灵动。
二是首创内表面导光反射面的导光“水滴”天窗，和传统玻璃反光面相比，减少了重量、造价和维护成本。屋面采用钢网架屋面结构+轻质钢框复合屋面板+TPO整体防水的组合形式，较传统直立锁边钢结构屋面，提高了防水的安全性，增强了屋面抗风揭能力，降低防水施工造价，改善屋面隔声性能。
郑州大剧院作为所在城市的一座文化地标，自完工以来的两年间，是否有达到预期的使用效果和升级体验，以承载中国伴随经济模式的转变而正在蒸蒸日上的文化和艺术产业？
郑州大剧院自建成以来，接待省市级考察团20余次，多次召开或举办各级、各类文艺演出及市民活动。例如：郑州市2021年春节联欢晚会、29届金鸡百花奖颁奖典礼、黄河文化月开幕式、各省市歌舞剧院大型舞剧等。并有杨丽萍、崔健、二手玫瑰等众多知名艺术家、乐队在此处举办演唱会、戏曲和舞蹈演出。
自正式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以来，郑州大剧院得到了专业演出人员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也成为郑州的城市名片和打卡地。它在声学环境、空间环境、交通组织、外部造型、使用体验等方面的优异表现，都超出预期效果，赢得了卓越的口碑。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向着高质量方向转变，推动了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郑州大剧院吸引了名家演出到访，唤起了市民群众热情，让每一个人都重新关注艺术的魅力。在传承传统艺术的同时，以一种现代的理念进行重新的塑造与诠释，并呈现给世界文化舞台，同时形成了相关业务延展，为区域文化产业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郑州大剧院此次获得“大众评选奖”，亦是Architizer所致力倡导打破“建筑”狭义束缚的见证，关于塑造具有公共参与度和情感凝聚力的现代本土建筑，对此您抱有何种愿景？
设计之初，我们期望郑州大剧院不仅是一个专业的观演场所，同时也应具有本土文化属性，成为大众喜闻乐见、有情感的建筑。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郑州大剧院做到了这一点。未来，我们期望郑州大剧院继续定位于繁荣演出市场、扩大文化惠民的发展目标，不断发挥在整个城市文化形象上的重要提升作用，充分彰显郑州大剧院作为城市文化地标的标杆形象，为“文化郑州、文明郑州”的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创立于1958年，是全国知名大型国有工程设计机构。依托百年学府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厚的科研资源与文化渊源，历经六十余载发展壮大，现已跻身全国行业前列，荣获中国十大建筑设计公司、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优秀设计院、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百家名院等殊荣。
业务领域涵盖工程建设项目建设的全过程，包括前期咨询、城市规划、建筑规划设计、城市设计、风景园林设计、市政交通设计、室内装饰设计、工程勘测考察、全过程工程咨询、EPC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等，可为业主提供全能力、多维度、高品质服务。
机场道面传统施工工艺选用挖机加人工摊铺及排振振捣的办法来进行道面混凝土浇筑，该施工办法存在摊铺厚度不均匀、平整度操控难度大、耗费人工较多等缺乏。针对这一施工现状，中化岩土002542）集团全资子公司北京场道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场道”）通过重复实验探究，在国内率先将滑膜摊铺技能使用于机场道面施工，并取得了杰出效果。
摊铺机选用高灵敏度传感器数字信息反馈结合拉线主动行走调整，有用保证了道面的高程和平整度。
摊铺机机载振捣棒效果半径大，振荡频率高，散布距离共同，全体和谐，对砼各点振荡提浆均匀，不易呈现漏浆、过振现象，保证了砼的密实度，进步了砼强度。滑模摊铺机施工中，极大削减了人工作业时的砂浆和部分骨料会集现象，下降了外表龟裂的几率，外表拉毛深度均匀共同，来提升了道面的耐磨性、耐久性和舒适性，从而延伸道面使用寿命。
摊铺机技能先进，选用电液操控办法，主动化程度高，可以有用节约很多劳动力，下降人员劳动强度与辅助材料耗费，削减传统杂乱工艺及工序，进步施工功率，使施工现场到达物放规整、现场整齐。
选用滑模工艺施工的水泥道面提浆厚度均匀、强度高，不易呈现掉边掉角、外表掉皮等质量通病，有用预防了FOD现象产生，且道面的抗滑性能好，保证了航空器及车辆安全性。
北京场道立异使用的机场道面滑膜摊铺技能，现在已在乌鲁木齐机场、南宁机场等多个项目成功施行，该技能的施行明显削减了人力本钱投入，实在进步了施工功率，施行工程质量更安稳，取得了杰出的社会和经济的效果与利益，进步了企业中心竞争力，将为中化岩土集团后续事务开展供给有力技能支撑。
AI和大数据能协助人类健康长寿？世界人类表型组系列丛书在浦江立异论坛首发
AI PC迎来爆发式增加，多家巨子争相入局，A股公司深度参加！组织扎堆重仓这些概念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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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1家主力组织发表2024-06-30报告期持股数据，持仓量总计5.29亿股，占流转A股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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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人数改变：半年报显现，公司股东人数比上期（2024-03-31）削减3123户，起伏-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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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吴桥盈丰钢结构铸钢件制造有限公司铸钢节点建筑铸钢件定制可焊接钢结构铸钢节点
铸钢节点的常用结构及形式有树型铸钢 节点、钗接铸钢节点及混合型铸钢节点等。 树型铸钢节点，用来取代主管与多根支管 相贯的节点，用对接焊缝取代相贯焊缝,焊 缝分散，减少了焊接应力集中。钗接铸钢节 点，常用于杆件端部连接处（如支座处等）， 可简化节点、造型美观。混合型铸钢节点， 具有树型铸钢节点和钗接铸钢节点的共同 特点。在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中
铸钢节点的常用结构及形式有树型铸钢 节点、钗接铸钢节点及混合型铸钢节点等。 树型铸钢节点，用来取代主管与多根支管 相贯的节点，用对接焊缝取代相贯焊缝,焊 缝分散，减少了焊接应力集中。钗接铸钢节 点，常用于杆件端部连接处（如支座处等）， 可简化节点、造型美观。混合型铸钢节点， 具有树型铸钢节点和钗接铸钢节点的共同 特点。在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中还设计了铸钢球节点。
2）铸钢节点一般为实心，仅在接口处 局部挖空，即使全为空心，也比钢管或钢 板厚。因此承载力高、抗变形力强。
3）铸钢节点常以对接焊缝取代管管相 贯焊缝、取消管板组合焊缝，可分散焊缝， 减少焊接量，减小焊接应力集中。
在国内，由于结构用铸钢件应用于大 型民用建筑钢结构中的重要节点刚刚起 步，铸钢节点广泛推广应用迫切地需要解决 的主体问题如下：
国内现行铸钢标准《焊接结构用碳素 钢铸件MGB7659-87）是20世纪80年代编 的,材料的S、P含量控制较宽松（M0104%）, 对材料的碳当量没有限制，材料的冲击值 较低。实际上，目前中国钢材的冶炼技术已 达到平，该标准对于铸钢件的 尺寸公差、铸件的表面上的质量也要求较低。根 据该标准生产的铸件远不能够满足祖国大江 南北大跨度焊接结构用铸钢件的需要。因 此，国内迫切地需要一套适用于大跨度管桁 架焊接结构用铸钢件的标准。目前大跨度 管桁架焊接结构用铸钢件主要是引用国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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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至2004年2月，郴州市文物处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郴州市苏仙桥遗址抢救性发掘了东汉至宋元时期的11座古井，其中10号井中出土的909枚简牍为西晋桂阳郡官方档案文书。2009年12月，《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8集）公布了部分简牍的图版、编号和释文。在这批公布的郴州晋简中，简1-53、2-387、1-30、1-20、1-32可缀合为一份完整的“县领水田”田租征收文书，为进一步认识西晋统一后的南方新占地政策、魏晋田租制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本文试作一些解析。
郴州晋简公布后，孔祥军在《西晋上计簿书复原与相关历史研究——以湖南省郴州苏仙桥出土晋简为中心》（《中华历史与民间传统文化研究论丛》第4辑）中首次对该文书进行缀合，兹转录如下：
孔祥军的准确缀合，使之成为一份完整的西晋郡县田租上计文书，功不可没。但他将“县领水田”默认为民田的做法，却不无偏颇。中国古代除了私有民田，还存在着大量国有土地亦即官田租佃的情况。这两种土地的税收均可称为“租”。因此，要正确理解文书中的各类信息，首先应判明“县领水田”的性质。
据郴州晋简1-64，桂阳郡土地总面积为“领堤封水陆田十七万一千三百五十七顷五十亩”。又简2-174载：“十四万四千廿顷六十五亩不任垦。”简2-403载：“其五千九百七十九顷卅五亩任垦。”可知该郡“不任垦”田地的总面积为14402065亩，“任垦”田地的总面积为597935亩。众所周知，汉代提封田均分为不可垦田、可垦不垦田和垦田三类。桂阳郡提封田中的“不任垦”田即其不可垦田，当无疑义。关键是“任垦”田该如何理解。考虑到“任”通“可”，且“不任垦”“任垦”词型对仗，我们倾向于“任垦”田即汉代的可垦不垦田，只不过略写了“不垦”二字。至于垦田的面积，已公布晋简中暂无记载，但可用排除法算出为2135750亩。
需要注意的是，郴州晋简2-60载桂阳郡户口数为：“领户九千七百五十六，口三万二千二百四”。若用2135750亩垦田数除以户数，则平均每户有田约219亩，似乎过多。不过，正如唐长孺在《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一书中所言，汉末孙吴以来，伴随南方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豪强地主大量藏匿劳动人口，以至于“僮仆成军，闭门为市”。降至西晋，这样的情况依然持续。如果将大量编户外劳动力考虑在内，该数据也不难理解。实际上，如果用简2-60中的口数除以户数，则当时桂阳郡平均每户仅3.3人，同样很不正常。其根本原因，应该也在于豪强隐匿劳动力所造成的户口数据失真。另一方面，秦汉魏晋时期还有着数量颇多的休耕田地，通常要占到耕地的一半以上。在农业生产相对粗放的南方腹地，休耕田地的比例甚至会更高。以此推算，则桂阳郡每户垦田为100亩左右。尽管其垦田数仍然较多，但考虑到当时的人口隐匿，这大体上也可以说通。
根据上述论证，则“八百一十八顷一亩六十步”，即81801.25亩的“县领水田”约为全郡2135750亩垦田面积的3.8%。即便退一步讲，以597935亩“任垦”田作为全郡垦田的总面积，“县领水田”占比也仅为13.7%。如果将“县领水田”视为民户水田的总和，或视为官、民水田的总和，3.8%（或13.7%）的垦田占比都非常之少。随着魏晋之际屯田制的逐渐废除，民田为主，官田为辅，成为当时土地占有形态的主流。基于这些事实，再考虑到“县领”的限定语义，将这些水田理解为官田，即桂阳郡各县管理并出租的国有水田，应该更为恰当。
虽然“县领水田”在全郡垦田总面积中占比不高，但就绝对面积而言，8万多亩也不能说少。按西晋桂阳郡下辖6县算，每县平均约有13410亩。至于具体租额，如上引史料所见，征收田租的“县领水田”共计80456.25亩。所收稻谷32182.5斛（石），恰好为每亩田租4斗。那么，8万多亩的“县领水田”究竟从何而来？其每亩4斗租额在官田租佃中属于何种水平？反映西晋统一后在南方新占地有哪些政策导向？这样一些问题值得深究。
出土于长沙地区的走马楼吴简表明，西晋之前的三国时期，孙吴政权曾在同属荆湘地域、与桂阳郡相邻近的长沙郡实行过大规模的官田租佃。尤其在《嘉禾吏民田家莂》中，能清楚看到大量“二年常限”田的收租记录。对于“二年常限”田的理解，学界虽众说纷纭，但多数认为“限田”应属于官田租佃。郴州晋简1-43载：“出限外水陆田五百八顷三亩不应收租。”又1-49载：“八十顷新[~符号~]限外田。”其中“限外”两字值得重视。存在“限外”田，也就对应存在着“限田”。另据《湖南郴州苏仙桥J4三国吴简》（《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披露，井中发现了“诸□佃民”（14）“□逐亡叛不得佃种”（19）等残简，说明孙吴时期的桂阳郡也有官田出租经营的情况。可见西晋统一后，桂阳郡原有孙吴官田很可能被保留下来，由官方继续租佃经营。这应当是8万多亩“县领水田”的由来。
对荆湘地区在孙吴统治时期的官田亩租额，上文提及的走马楼吴简有大量记载。据蒋福亚《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统计，孙吴嘉禾四年（235年）、五年，平民的“二年常限”田一般每亩需交纳稻米1石2斗，以“县领水田”田租征收文书所载45%的脱谷率计，合稻谷2石6斗；以平均50%的脱谷率计，也要合稻谷2石4斗。除此之外，每亩还需交纳2尺布、70或80钱。而郴州晋简中的“县领水田”，平均每亩的租额只有稻谷4斗。民众的负担远远低于走马楼吴简中孙吴官田的一般亩租额。
从产量来看，长沙国（郡）是东汉至魏晋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稻作最发达的区域，有“江表唯长沙有好米”的说法，平均亩产量要比桂阳郡高。这多少可当作孙吴官田租额高的一个理由，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孙吴时期有应对战争的迫切需要，对大多数民众实行了高田租政策。另如于振波《走马楼吴简所见佃田制度考略》（《湖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和孟彦弘《〈吏民田家莂〉所录田地与汉晋间民屯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2集）所说，孙吴“二年常限”田带有强制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官田租佃。而西晋统一后，通过“罢州郡兵”让国家走出战时体制，需要征发的军粮数也大幅度减少了。且为了安抚吴、蜀故地，还出台了针对“边郡”的一系列经济优惠政策，如户调征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晋书·食货志》）。西晋桂阳郡“县领水田”的租额远低于孙吴长沙郡的官田租额，正可置于以上背景来理解。
由此看来，西晋政权在南方新占地的政策，实际可分为两个导向层面。其一是合理继承孙吴旧制，比如延续了大量经营官田的地方经济传统；其二是切实减轻百姓负担，比如制定较为惠民的官田租额。这一方面减轻了新占区的行政成本，另一方面也能轻松的获得多数孙吴旧民的支持。而通过这一地方性微观史料的勾勒，《晋书·武帝纪》所载西晋统一后“其牧守下皆因吴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简易，吴人大悦”的宏大叙事，也就有了更为生动而具象的历史内涵。
当然，郴州晋简的学术价值远不止此。如果立足于魏晋田租制度研究的学术背景，上文所记“县领水田”每亩4斗的租额，同样引人注目。
关于曹魏、西晋时期田租的征收数额，以往仅有两条直接史料。一是《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其收田租亩四升。”二是《初学记·宝器部》引《晋故事》：“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围绕这两条史料，国内外学界长期存在两种争议。一种主张其文本无误，在曹魏时期，国家向民田征收的田租定额为每亩4升，西晋时期50亩4斛（石），合每亩8升；另一种主张在古代文献中“升”“斗”“斛”字经常讹误，裴注之“升”当讹“斗”为“升”，《晋故事》之“斛”当误“斛”为“斗”，在“五十亩”后原先也应有重文，实为“夫五十亩，亩收租四斗”，则曹魏与西晋时期，国家向民田征收的田租定额皆每亩4斗。此即魏晋田租研究中的“升斗之辩”。
由于史料匮乏，“升斗之辩”至今未有定谳。郴州晋简中的这份田租征收文书，便显示出独特价值。“县领水田”的田租每亩恰为4斗，看似有力支持了“亩收四斗”说，最初缀合文书的孔祥军亦持此说。但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郴州晋简中的田租来自于稻作水田，而《晋故事》作为西晋国家的条令，当与华北旱作农业的关系更为紧密。旱田、水田的作物不同，产量亦有差别，不能因为数值吻合，就将二者简单予以等同。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县领水田”的性质并非民田，实际应是官田，而租佃官田的租额通常要明显高于民田。因此，这份收租记录反而很可能是西晋民田“亩收四斗”说的一个反证。
令人困惑的是，目前公布的郴州晋简中还有一个数据：“十万六千五百六十八斛七斗一升五合三撮”（2-406）。如果把它视为桂阳郡某年的田租总额，除以本文推算的2135750亩垦田面积，按征收稻谷或稻米算，约为每亩4.98升或1.11斗。而如果除以597935亩“任垦”田的面积，则约为每亩1.78斗或3.96斗。上述两组数据，前一个接近于“亩收四升”，后一个约等于“亩收四斗”。从休耕和各种减免来看，若按实际收租垦田占总垦田2135750亩不到一半或超过一半算，似以每亩平均收谷一斗左右为是。仅就灾害减免而言，据阿部幸信、伊藤敏雄《嘉禾吏民田家莂数值一览（I）》统计，所载孙吴嘉禾四年、五年长沙郡临湘国的垦田受灾率便分别高达77.11%与44.16%。西晋桂阳郡亦属于灾害频繁的荆湘地区，按秦汉魏晋一以贯之的“荒政”做法，受灾田地的租额均应予以减免。如太康三年（282年）十二月，武帝“诏四方水旱甚者无出田租”（《晋书·武帝纪》）。
不过，由于前后文不明，这份数据究竟是不是田租、与已公布各类田地面积是否属于同一财政年、计量单位是稻谷抑或稻米，尚不得而知。但以上讨论，至少揭示了郴州晋简在魏晋田租制研究中蕴含的重要价值与丰富可能。我们也期待郴州晋简尽早全面公布，这或许能为完全解决“升斗之辩”问题提供关键性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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