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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台公司及其负责人、业务员因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处刑罚，投资人可以凭业务员此前出具的“担保函”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吗？

2013年，周某设立理财公司，后陆续在全国设立多家分公司，通过订立“债权转让协议”等方式销售打理财产的产品。某理财分公司于2015年设立，丛某为实际负责人。2018年1月，丛某向姚某推销打理财产的产品，姚某投资90万元，丛某向其出具担保函载明：收到姚某90万元整，债权转让协议本息1011600元，如在合同期限一年内发生任何风险，该风险自动转让给丛某，由其承担还款责任。此后，姚某仅收到丛某转账的9000元。2020年7月24日，法院判决某理财公司、周某犯集资诈骗罪，姚某收到法院发放的案款8万元。2021年9月3日，法院判决丛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债权转让协议有效，丛某出具的担保函亦有效，判决丛某给付姚某819000元。二审法院认为，姚某系某理财公司所涉集资诈骗刑事案件的集资参与人之一，丛某作为某理财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其为案涉款项出具担保函等行为均与相关刑事案件所涉事实直接相关，且丛某亦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鉴于此，姚某的损失应通过刑事程序做处理，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畴。据此，二审裁定驳回姚某某的起诉。

非法集资案件本身触犯刑法规范，同时又牵涉单个集资合同的民事效力问题，特别是在单位构成犯罪却无法全额退赔的情况下，投资人往往寄希望于业务员出具的“担保函”“承诺函”等相关文件，通过民事追偿的方式试图减少损失。但在同一案件的法律事实同时符合民事规范和刑事规范的构成要件而引发刑民交叉时，通常以“先刑后民”为原则，业务员出具“担保函”“承诺函”等的行为属于犯罪事实的一部分，刑事吸收民事程序，投资人只可以通过追赃主张权利。广大投资人务必理性投资、谨慎投资，不能因业务员的所谓“承诺”而将自己的血汗钱打了水漂。

张某某与颜某在网上相识，颜某称有“幻影”、“红细胞”、“T00”等项目投钱买币返利高，张某某遂多次转款给颜某，并根据颜某所发的网址在“幻影”上注册账号，加入“幻影”项目的微信群。经合计，张某某总计向“幻影”、“红细胞”、“T00”项目产品投资111150元，颜某向张某出具说明“我个人欠张某某248000元”。

一审认为，案涉“幻影”、“红细胞”、“T00”等项目平台通过代币的违规发售、流通，向投资者筹集比特币、以太币等所谓“虚拟货币”，本质上属于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故法院裁定驳回原告张某某起诉，移送公安机关。

代币不具备法定货币的同等价值，投资代币在我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所谓的投资平台可能是犯罪分子人为操控的虚假平台，所谓的代币投资项目也并非真实存在。社会公众需要高度警惕代币发行融资与交易的风险隐患，切莫因为高额返利等诱惑将存款投资代币最后导致血本无归。同时，社会公众应当对各类使用“币”的名称开展的非法金融活动，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及时举报相关违法违规线、父母为子女购房的出资，子女应当返还吗？

崔某甲、王某之子崔某乙与张某于2015年3月17日登记结婚。2017年2月28日，崔某乙向殷某购买价款130万元的房屋一套。之后，崔某甲、王某向殷某银行转账31万元、交付现金9万元，合计40万元。同年4月24日，张某与某银行签订按揭贷款合同，贷款金额81.8万元。为归还案涉房屋银行贷款，王某于2019年2月12日向张某银行转账20万元、崔某甲于2020年2月14日向崔某乙银行转账15万元。崔某乙、张某于2020年9月22日登记离婚，并将案涉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崔某乙离婚后向崔某甲、王某补写了总金额为93万元的借条四张。后崔某甲、王某诉至法院，要求崔某乙、张某共同归还借款87万元并支付利息。崔某乙对借款予以认可；张某辩称案涉款项系在崔某乙、张某丈夫妻子的关系存续期间对两人的赠与，请求驳回崔某甲、王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崔某甲、王某与崔某乙、张某之间的经济往来属赠与还是借贷。根据王某与张某的通话录音分析，张某陈述崔某甲、王某向崔某乙、张某提供资金时明确说购房的钱是要归还的，说明崔某甲、王某提供资金时的意思表示为借贷并非赠与，因此本案应认定为借贷关系。崔某乙、张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上述借款共同购房，且在离婚时将案涉房屋作为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故该款为其二人的共同债务，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遂判决崔某乙、张某归还崔某甲、王某借款本金75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目前房屋价格虽整体呈现下行趋势，但普通人购买房屋仍面临一定的经济压力，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已成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子女婚姻状况恶化后，父母为防止财产流失往往以出资款系借款为由向子女及其配偶提起诉讼主张还款，出资方子女多对借款予以认可，配偶则以出资款源自赠与进行抗辩。为厘清出资款的性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一、探究当事人的线.如父母在出资时明确说为借贷或赠与，则应根据意思表示作出认定；如父母出资时无明确的意思表示，审判实践中将结合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离婚纠纷中的自认等各种各样的形式的证据，合理认定出资款性质。

2.审慎认定借条的证明效力。对于子女及其配偶共同签名的借条，无论形成时间，都应认定为父母与子女及其配偶之间达成借贷合意。对于出资方子女单方出具的借条，应考察借条的形成时间，以考查是否达成借贷合意。

鉴于父母与子女的亲缘关系，父母在出资时表意不明且未保留相应证据的情况不在少数。出资款性质因无确实证据证明而使案件事实不清或处真伪不明状态时，则适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认定出资款性质。

此类纠纷涉及父母利益、子女及其配偶利益的冲突。法院在对出资款性质作出认定时，将综合考虑案件相关因素、实现法律实质正义，努力实现二者利益的平衡。

2019年11月15日，甲公司向张某某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交款单位为张某某，收款方式为现金，金额206524元，收款事由一栏写明集资款8.17，该收据加盖了某公司印章，并有该公司会计韩某某的签名。2020年4月29日，当地公安局决定对甲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2021年8月24日，一审法院裁定受理甲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23年9月28日，该公司破产管理人向张某某发出破产债权审核告知书，主要内容为：张某某申报债权金额为254017元，管理人确认206524元。后张某某提出异议，管理人于2023年12月13日答复称，张某某的原始收据中不存在利息，对张某某的债权异议不予认可。张某某起诉要求确认对某公司享有254175元破产债权。

一审法院认为，甲公司涉嫌刑事犯罪，应由公安机关侦查，本案目前尚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理范围，故裁定驳回张某某的起诉。二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已决定对甲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如甲公司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则该公司通过犯罪行为获得的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而应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缴，返还受害人。本案争议尚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故对一审裁定予以维持。

企业犯罪所得是企业通过犯罪行为所获取的财产，该财产本质上不属于企业的财产，所有权不归属于企业，而由受害人所有，故当然不属于破产财产的范畴。破产管理人有管理和处分破产财产的法定职责，但对于破产财产以外的部分，并无管理和处分的权利。当企业涉及非法集资犯罪时，所谓民间借贷被认定为集资犯罪行为，集资到的财产作为犯罪所得，应从企业财产中剥离出去并返还给受害人。作为受害人，应当通过刑事追缴的途径实现自身利益，而不得将被诈骗款项作为破产债权向管理人做申报，管理人也不得将此认定为破产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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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民法典颁布五年来，人民法院从始至终坚持公正司法、司法为民，不断的提高审判质效，通过审理一个个具体的案件，充分彰显民法典“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努力做到人民群众的需求在哪里，人民法院的司法服务就跟到哪里，推动民法典更好“典”亮千家万户。本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系“民法典颁布五周年典型案例”系列的第二个专题：“坚持司法为民，更好保障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本专题聚焦各项民生关键小事，及时回应业主生活便利、老年人权益保障、人格权保护、“饭圈”文化治理、职场性骚扰等人民群众普遍关切的热点问题，旨在讲述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维护人民群众各项民事权益的故事，逐步推动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一、依法妥善处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纠纷，维护互让互谅的相邻关系——徐某等六人诉范某排除妨害纠纷案

二、依法判令物业公司承担协助安装充电桩责任，保障业主合法权益，贯彻落实绿色原则——聂某诉某物业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三、未按约定提供养老服务，应当依法退还相应费用——向某诉某公司养老服务合同纠纷案

四、员工实施职场性骚扰，企业有权以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黄某诉重庆某公司劳动争议案

五、追星中侮辱、诽谤他人，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魏某诉何某等三人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六、依法支持赔付误工费，保障老年劳动者合法权益——罗某诉李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无锡市某花园小区某号楼某单元徐某等全体业主一致签字同意本单元增设电梯，并于小区主要出入口及单元楼道张贴意见征集单、公示、承诺及图纸等相关材料，公示期间未收到异议。随后，该增设电梯项目取得了主管部门的审批手续并正式开工。居住于某号楼北楼的业主范某认为，该电梯安装的地方影响其采光，侵犯其合法权益，遂多次在加装电梯施工现场阻碍施工，导致项目停工。徐某等业主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范某排除妨碍，停止对加装电梯工程的妨害行为。经法官现场查看，该小区已加装电梯均采用全玻璃方式。

生效裁判认为，某号楼加装电梯经过本幢房屋相关业主表决同意，徐某等业主系依据合法有效的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开工备案通知单进行实施工程，范某实施阻碍加装电梯的行为，侵犯了徐某等合法权益。依照民法典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相邻关系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案涉住宅增设电梯，将对大多数业主特别是老人、小孩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加装工程已经最大限度地考虑对相邻楼栋房屋采光、通风的影响，并尽可能降至最低，范某等相邻楼栋的业主应当本着友睦邻里、互让互谅的原则对待增设电梯工程。本案在判决范某停止对无锡市某花园小区某号楼加装电梯工程实施阻挠行为的同时，也指出，如加装电梯后在采光、通风等方面确对部分业主造成较大影响的，亦可就补偿问题另行协商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民以居为安。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对于提升居住品质，特别是便利老年人出行具备极其重大意义。本案是一起因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而引发的相邻关系纠纷，案涉楼栋加装电梯事宜已经获得该栋楼法定比例以上业主同意，程序合法。考虑到某号楼增设电梯可以显著改善该幢楼业主的居住条件及生活便利程度，且电梯井道采用的是玻璃幕墙，在保证本楼栋业主出行便利的情况下，已尽可能将相邻及低楼层业主通风采光的影响降到最低，故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认定可能受一定的影响的相邻及低楼层业主应当对本楼栋业主合理合法使用不动产提供一定的便利。本案的裁判最大限度地考虑了不同业主的诉求，既保障了增设电梯工程的顺利进行，也为相邻业主合理合法行使权利指明了路径，对于保障群众安居，促进邻里关系和谐具有积极引领作用。

第二百八十八条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地处理相邻关系。

依法判令物业公司承担协助安装充电桩责任，保障业主合法权益，贯彻落实绿色原则

聂某系东莞市某小区业主，享有涉案小区一期1号地下车库某车位使用权，某物业公司为案涉小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2020年9月，聂某因需在前述车位上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要求某物业公司出具同意安装证明。某物业公司称，出具同意安装证明涉及业主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且须经全体业主表决，因此不同意出具，双方遂产生纠纷。聂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物业公司出具同意其在车位上安装电动车充电桩的证明。

生效裁判认为，物业公司应当积极做出响应国家节能减排举措，在业主申请充电设施建设时，履行配合安装、提供便利义务。业主基于专有部分享有的权利，难免有利用共有部分的现实需要，这种需求是业主专有权利行使的合理延伸。此对共有部分的利用，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管理规约的规定或影响小区其他业主的共同利益，应认定为合理使用。物业服务企业出具同意安装证明，仅是安装充电桩的一个环节。案涉车位是不是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条件，是否会对用电安全、消防安全、人防效能等产生一定的影响，还有赖于供电公司等有关部门依据现场勘查情况做后续判断。因此，某物业公司以涉及业主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为由不同意出具同意安装证明，理由不成立。故判决某物业公司为聂某出具同意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的证明。

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通过司法审判努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让人民群众居住更舒适、生活更美好，是司法为民宗旨的内在要求。我国已进入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阶段，加强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一方面有利于节能减排，另一方面能提升业主的居住体验和幸福指数，是关系民生的关键小事。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认定物业公司应为业主安装电动车充电设施提供便利，不仅贯彻了民法典第九条规定的绿色原则，彰显了人民法院支持环保出行的司法理念，而且对破解充电桩及配套设施安装难题、维护业主合法权益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是人民法院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切实保障民生的生动实践。

第二百七十一条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

向某与某公司签署《某养老机构服务合同》，约定由某公司为向某提供养老服务。合同期限为五年，向某预缴了部分养老服务费3万余元。合同签订后，向某至合同约定的位于重庆的养老基地居住生活并接受养老服务。第二年，该养老基地暂停经营，向某被安排至云南、四川等地。之后，向某返回重庆，未再接受某公司的养老服务。向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公司退还未消费的养老服务费用。

生效裁判认为，向某与某公司形成的服务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某公司频繁变更提供养老服务的地点，给向某带来不便，亦违反合同约定，向某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的养老服务费用，故判决某公司退还养老服务费1万余元和押金1千余元。

习强调：“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尊敬老人、关爱老人、赡养老人，全力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抓好养老服务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民生大事，通过司法裁判引导、规范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是司法为民宗旨的内在要求。本案中，养老机构因自身经营不善，在合同约定的养老基地暂停经营后，将老年人安排至云南、四川等地，致使老年人频繁奔波，违背老年人接受养老服务的初衷。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六十六条等规定，认定养老机构未基于老年人身心特点和实际的需求适当履行合同，依法支持原告解除合同、退还未消费的预付款的诉讼请求。本案裁判对于促推养老服务行业规范发展，更好保障和实现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备极其重大的规范引领作用。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五百六十六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能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

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能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重庆某公司制定的《员工行为准则及奖惩制度》和《奖惩条例》规定：尊重他人名誉、人格和隐私，严禁危害职工人身安全或骚扰女职工；骚扰女职工的，予以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并保留追究经济赔偿相应的责任的权利；滋扰或骚扰女职工的予以开除。以上规章制度系由重庆某公司组织职工和工会代表协商制定，并已向员工公示。黄某担任重庆某公司副总经理一职期间，经常在上班时间利用职务便利，以不雅言语和不良肢体行为对女职工进行骚扰，导致多名女职工离职。经相关调查后，重庆某公司依据黄某的行为、公司的制度及劳动合同的约定，以黄某严重违反劳动合同及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黄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重庆某公司支付黄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77480.55元。

生效裁判认为，依据民法典等法律规定，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其实施性骚扰。企业应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对女职工的性骚扰。本案中，重庆某公司已组织职工代表、资方代表和该公司工会对《员工行为准则及奖惩制度》《奖惩条例》等规章制度进行讨论，并已向员工公示。黄某的性骚扰行为已严重违反法律和重庆某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该公司据此解除其劳动合同的行为合法。故对黄某要求重庆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

职场性骚扰有损劳动者权益和人格尊严，企业负有防止、制止职场性骚扰的法定义务。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规定，违背他人意愿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企业等单位理应当采取合理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劳动者利用与女职工的上下从属关系进行性骚扰，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有权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对于依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营造风清气正的职场环境具有积极的规范引领作用。

第一千零一十条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理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魏某是A明星的粉丝，何某等三人是B明星的粉丝，四人均是某微博用户。何某等三人曾在某微博发布一些关于A明星的负面内容，魏某看到后将三人成功举报。三人被举报后极为不满，开始在微博账号上持续发布诸如“嫌疑犯魏某”等内容，还在微博主页、评论区公布魏某私人照片和微博主页链接。以上内容发布后，阅读量从几百到上万不等，转发数、点赞数、评论数若干。魏某认为何某等三人侵犯其名誉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三人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生效裁判认为，何某等三人在微博上发布的相关联的内容虽未明确对魏某指名道姓，但配有其被魏某投诉的平台通知截图，还公布了魏某的微博主页链接和私人照片。魏某的微博账号为实名认证，足以使其他网友识别出案涉微博内容系针对魏某。何某等三人发布的侮辱性言论，造成社会公众对魏某的评价降低，侵犯了魏某的名誉权，应承担对应的侵权责任。综合三人发布微博的影响区域、过错程度等因素，判决何某等三人在各自微博账号发布向魏某赔礼道歉及澄清事实的微博并置顶一周，同时向魏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粉丝群体在网上互撕谩骂、应援打榜、造谣攻击等行为，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破坏了清朗网络环境，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本案中，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相关规定，认定粉丝在追星过程中侮辱、诽谤他人，可构成人格权侵权，为网络用户身份确定、侵犯权利的行为界定等问题提供了清晰明确的审理思路，有利于进一步引导网络用户理性发言，促进依法治理“饭圈”乱象，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

第一千零二十四条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导致非常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导致非常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罗某已超过60周岁，一直从事农业生产作为其主要经济收入来源。2023年7月，李某驾驶小型轿车与罗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车相撞，造成罗某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罗某因此住院治疗32天。经认定，李某负事故全部责任。经鉴定，罗某遗留左侧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构成十级伤残，其误工期180日。李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300万元）。罗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李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包含误工费在内的交通事故损失。

生效裁判认为，退休年龄是国家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劳动权利做出的规定，是国家对职工的一种待遇，并非对劳动能力的认定和限定。虽然罗某在事故发生时已年满63周岁，但仍有合法经济收入来源，本次事故造成其受伤住院治疗，导致其收入减少，应依法支持罗某的误工费请求。故判决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罗某交通事故损失11.2万余元。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保健条件的提高，劳动者在退休后继续从事劳动的情况已经较为普遍，加强对超过退休年龄的老年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对于发挥好老年人非消极作用，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具备极其重大意义。本案中，原告虽已超过60周岁，但仍具备劳动能力，且实际从事劳动，发生意外事故后因治疗和养伤耽误了劳动时间，导致收入减少。人民法院认定，若单纯以其超过60周岁为由不支持其误工费不仅与事实不符，客观上也有失公平，故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支持超过退休年龄劳动者的误工费请求。本案裁判是司法助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推动“银发力量”更好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写照。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一千二百零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互与通行安全法律和本法的有关法律法规承担赔偿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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