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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山市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方某某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未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但构成事实上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的，应缴纳物业费

涉案商业楼虽不在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物业服务管理范围内，涉案商业楼所有权人也并非物业服务合同的相对方，但在物业公司已向涉案商业楼履行基本的养护、管理、清洁、安全保障等义务且涉案商业楼所有权人也长期未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双方形成事实上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涉案商业楼所有权人应向物业公司缴纳物业费。

2、陈某某诉珠海某物业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业主为了自有车辆充电需要在其车位上加装充电桩，物业服务企业应予配合办理相关安装手续

Ⅰ、业主为了自有车辆充电需要，在其车位上加装充电桩，是为了更好利用车位，同时符合绿色环保理念，物业公司应予配合办理相关安装手续。

Ⅱ、业主基于专有部分享有的权利，难免有利用共有部分的现实需要，这种需求应是业主专有权利行使的合理延伸，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专有部分。该利用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管理规约的规定或影响小区其他业主的共同利益，即可认定为合理使用。

3、福建省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福州市台江区某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业主委员会的选举结果未经备案不影响其诉讼主体资格

Ⅰ、业主委员会成立及成员的选任是业主自治权行使的结果，是对外代表全体业主、维护全体业主整体利益的手段、形式、载体。因所有权核心权能是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的处分权，除非法律、行政法规有强制性规定，否则应尊重所有权人基于整体利益而为的团体意思表示，即业主委员会不因任期届满而丧失诉讼主体资格。

Ⅱ、《物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了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产生之日起30日内，向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任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备案，该条中的备案为程序性要求，属行政主任部门单纯接受备案的行为，未备案对于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资格并不产生影响。

4、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上海某置业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物业费标准约定不明时，可遵循费用与服务水平相适应的原则确定

物业服务合同条款中就物业费标准等事项约定不明的，应适用合同漏洞填补规则，由当事人协商补充，若双方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则法院应遵循合理、公开以及费用与服务水平相适应的原则，结合行业惯例和交易习惯加以认定。

5、开平某物业分公司诉陈某权、吴某桃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居民委员会依法代行职责签订的物业合同对业主具有约束力

因客观原因未能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的,新一届业主委员会产生之前,物业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可在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代行业主委员会的职责，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对小区全部业主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6、聂某诉某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某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物业服务企业应为业主安装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提供便利

业主在车位上加装充电设施系对车位的合理使用。业主为自有车辆充电需要，在其车位上加装充电设施，并不一定会对用电安全、消防安全、道路交互与通行、人防效能等产生一定的影响，物业服务企业不可以直接以出具安装证明涉及业主公共利益或公共安全为由，消极对待业主的安装申请。业主安装充电桩后，物业服务企业发现充电设施存在安全风险隐患时，可以及时行使物业管理权力予以纠正、制止，相关权益人也应配合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管。

7、某物业公司诉某银行青岛分行、某商业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建筑设计企业订立前期物业合同后，物业费的计算应根据真实的情况综合认定

Ⅰ、个别业主与建筑设计企业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物业服务企业不发生效力，业主依然应受到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约束。

Ⅱ、在承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具有约束力的基础上，考虑到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系建筑设计企业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与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相比，在合同签订主体、价格协商的竞争性、公开性、社会公众认知、业主接受度、合同终止等方面仍有不同，在单个业主和业主团体均没机会参与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磋商谈判的情况下，绝对以合同单价为准可能会引起利益失衡，物业费计算应以前期物业合同物业费标准计算的数额为基数，根据真实的情况综合认定。

8、珲春市某业主委员会诉珲春市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解聘物业服务人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由业主共同决定

业主委员会根据授权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依据合同的履行情况向业主大会提出续聘或解聘物业服务企业的议案，当议案经过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程序形成决议后，由业主委员会执行决议，当物业公司对解聘决议有异议，业主委员会可依据业主大会授予的诉权以司法途径解决。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9、某实业公司诉某物业管理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地下车位未计入购房款的，不属业主共有

开发商投资建设地下车库，但是相应的车位并未办理产权登记，开发商在房屋销售初始并未与业主约定地下车库的归属或者使用，而是通过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委托交付给物业公司做管理和收取相关的费用。在开发商与小区业主并未约定地下车库的归属或者使用，亦无法证明地下停车场的建设款项列入由业主分摊的涉案小区的建设成本时，地下车位由开发商建设、投资的，仍归开发商使用收益。因地下车位在没有计入容积率即并未占用涉案小区土地的使用权，不宜认定地下车库已随案涉小区项目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一并转移给全体业主所有。物业服务合同到期后，开发商有权依据合同约定收回地下车位及相应的收益。

10、赖某标诉厦门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三明某服务部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业主依法享有对其建筑物共有部分合理使用的权利

业主依法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业主要求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属于业主的正当权利，业主基于对专有部分特定使用功能的合理需要，可以对共有部分做到合理利用。而在安装充电桩时因布电线等需要用共有部分，即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为提升专有部分使用价值，对共有部分的合理使用。

11、陆某某诉某物业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构成识别与合理限制

Ⅰ、人民法院在区分认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专有部分专有权”与“共有部分共有权”时，应当明确如下的识别规则：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三项“专有部分(专有权)”的识别要素中，“构造上的独立性”和“使用上的独立性”应当进一步明确为“专有部分”的实质要件，而“能够登记”则是形式要件；

第三，能够全部满足上述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某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物权客体，当属专有部分；若仅因未获明确登记但却已符合实质要件的某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物权客体，亦可基于不动产附合等其他物权规则而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中所规定的“专有部分的组成部分”。

Ⅱ、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人法”属性的业主成员权可得通过集中行使而依法合理限制其“物法”层面的特定业主专有权的部分权能或内容。人民法院在依法审查上述对业主专有权限制的合理性时，应当明确如下的裁判规则：

第一，限制的有限性。业主成员权对特定业主专有权的限制应当是有限度的，我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剥夺制度”。

第二，限制的合理幅度。业主成员权对特定业主专有权的限制幅度一般可得略高于传统民法上不动产相邻关系或者物权共有规则之于所有权上的制约力度。

第三，司法审查的具体法律适用。我国物权法对于专有权受成员权不当限制的特定业主提供的救济途径明确区分了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对于前者，人民法院应当以决议行为的撤销权规则作为适法根据；对于后者，则应当以物业服务合同等相应约款的效力审查规则作为裁判规范。

12、广东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郭某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给付物业服务费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认定

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成立物业服务法律关系，作为提供物业服务主体，物业公司享有请求业主给付物业费的债权。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定期给付物业服务费，属典型的继续性合同，但有别于约定分期付款的借款合同，物业服务合同一直在产生新的债，而借款合同的借款本金在合同订立时已是明确的，是同一个债务分期履行。物业服务合同中的每一期债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相继发生，各期债务之间虽互有关联性，但更具有可分性，独立性大于关联性，应认定为独立债务，故诉讼时效应自每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分别计算更为合理。关于物业公司的权益，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中规定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物业公司也可据此及时向业主提出履行请求，保障自身权益。

少数业主在与物业公司产生矛盾纠纷后，如何保障自身权益依然是当下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问题。本案中，物业公司主动发出《告知函》不再对×幢×梯的所有业主提供相关物业服务，实际上给该梯业主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根据《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的规定，解聘物业公司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该梯业主作为该小区的少数业主，明显无法自行解聘并重新选聘物业公司。该梯业主通过自筹资金、评选业主代表等进行日常自治管理，解决该梯公共区域共用设施设备维护、清洁等问题，但仍存在除了该梯以外其他公共区域服务管理的问题。少数业主在无法更换物业公司的情况下，确实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但也确实享受了该物业公司对于除该梯以外其他公共区域的服务，为兼顾公平，故按照物业公司与多数业主约定的收费标准酌情判决该梯业主支付特殊的比例的物业服务费。少数业主在解除物业服务合同后，应以何种方式获得新的物业服务管理是司法实践所需考量的问题，如何平衡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利益，在未有新的相关规定出台前，采取本案中×幢×梯业主的自治方式，并根据真实的情况支付特殊的比例的物业服务费不失为一种折中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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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6日15时40分许，被告人陈某驾驶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电瓶车，在与被害人储某驾驶的电瓶车近距离并行时，由于安装在陈某车辆后备箱处的保温箱左侧碰撞到储某驾驶的电瓶车右前车把，致使储某车辆失控、储某倒地受伤。陈某回头观望到储某倒地后立即停车查看，但在拨打110报警电话时隐瞒储某摔倒系其造成的事实，并在公安民警到场前逃离案发现场。经鉴定，储某为脑挫裂伤，伴神经症状和体征，构成重伤。经道路交通事故认定，陈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30日作出（2018）沪0105刑初1180号刑事判决：被告人陈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宣判后，陈某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日作出（2019）沪01刑终588号刑事判决：一、撤销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5刑初1180号刑事判决。二、陈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出现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3号）第二条第二款进一步明确，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情节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本案中，被告人陈某交通肇事致一人重伤，负事故全部责任，并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构成交通肇事罪。

本案中，陈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对逃逸情节存在重复评价。经查，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交通管理部门基于肇事者的逃逸情节即可以认定其负全部责任。但就本案而言，被告人陈某在超车过程中未尽到谨慎观察义务，因其碰擦被害人车辆导致事故发生，且其驾驶的电瓶车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即使剔除其交通事故后的逃逸情节，亦足以认定其对本起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故认定其负有全部责任并未对逃逸情节加以评价。在此基础上，依据交通肇事致一人重伤、负事故全部责任和逃逸情节认定陈某构成交通肇事罪，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经综合考虑被告人陈某在二审期间认罪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等情节，二审法院对陈某的量刑酌情予以调整，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1.办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应当对公安机关出具的道路交互与通行事故认定书进行实质审查，剔除特殊加重责任情节，结合其他证据，依据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大小确定事故责任。

2.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3号）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情节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对于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并具有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情节的，如果不考虑逃逸情节亦可以认定行为人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依法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3号）第2条

一审：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5刑初1180号刑事判决（2019年1月30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1刑终588号刑事判决（2019年8月2日）

——《陈某交通肇事案（入库编号：2024-06-1-054-003）》解读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了交通肇事罪。为依法惩治交通肇事犯罪，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发布《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3号，以下简称《解释》），将事故责任作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重要条件。《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该依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能够适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据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无疑属于证据材料，具有刑事证据资格。但与之同时，在刑事案件的办理中，应当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实质审查，不能因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行为人承担何种责任，即不加区分地直接援用，而应当对事故责任认定进行实质判断。对此，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参考案例《陈某交通肇事案（入库编号：2024-06-1-054-003）》的裁判要旨之一提出：“办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应当对公安机关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实质审查，剔除特殊加重责任情节，结合其他证据，依据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大小确定事故责任。”这就明确在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当作实质审查，为类似案件裁判提供了指引。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检验、检验判定的结论等及时制作，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责任的书面材料。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确定，因其并非一律基于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故确定的责任与当事人实际对事故发生所起作用有几率存在不一致。例如，《道路交互与通行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能减轻责任。”《道路交互与通行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进一步规定：“为逃避法律责任追究，当事人弃车逃逸以及潜逃藏匿的，如有证据证明其他当事人也有过错，可以适当减轻责任……”显而易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逃逸者定责并非以因果关系为主，而是采用特殊加重原则。但是，刑事责任的根据是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即行为人的危害行为是犯罪结果的原因。具体就交通肇事罪而言，《解释》所规定的“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负事故同等责任”系指对引发交通事故的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用于确定交通事故责任的逃逸或者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等情节，发生在交通事故之后，显然不属于交通事故的原因。鉴此，认定是否成立交通肇事罪，应当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事故责任认定进行实质审查与判断。

一方面，应当剔除特殊加重责任情节认定事故责任。如前所述，特殊加重责任不一定符合事实上的因果关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特殊加重责任最大的目的在于维护道路交互与通行的安全和秩序，以及划清责任解决后续损害赔偿相应的责任等。而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中的事故责任要件，需要对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进行实质判断，故不能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特殊加重责任当然作为认定交通肇事罪中事故责任的依据。在具体认定中，可以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基础，但应当剔除特殊加重责任情节，结合现场勘查、录像、证人证言、检验报告、痕迹等证据对事故的原因及案发时双方的过错程度作出分析，分清事故责任。

另一方面，剔除的特殊加重责任情节可当作事故责任以外的定罪量刑情节予以评价。尽管特殊加重责任情节应当在事故责任认定审查中予以排除，但不影响将所涉情节作为定罪量刑情节予以评价。例如，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将逃逸情节规定为入罪情节和加重处罚情节：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据《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逃逸”情节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对此，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实质审查之中剔除的逃逸情节，仍旧能用于评价所涉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及应否升档量刑，这并不属于重复评价。

本案中，经过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实质审查，结合其他在案证据查明，被告人陈某在超车过程中未尽到谨慎观察义务，因其碰擦被害人车辆导致事故发生，且其驾驶的电瓶车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据此认定其对本案交通事故发生负全部责任，并非依据陈某的逃逸情节直接推定其对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基于此，在事故责任认定已经剔除逃逸情节的前提下，依据逃逸情节和致一人重伤、负事故全部责任等情节认定陈某构成交通肇事罪，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故法院对陈某及其辩护人所提出的相关意见未予采纳。在此基础上，本参考案例的裁判要旨之二进一步明确：“……对于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并具有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情节的，如果不考虑逃逸情节亦可以认定行为人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依法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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