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微观行为者的主体选择成为新的趋势，除开工具理性的计算，主体的情感、信念、认同等文化心理层面的偏好吸引了学界尤其多的关注。在新近有关中国领导的革命与建设历史的研究中，也能够正常的看到这种对动员者的文化策略和被动员者的心理认同的关注。对于一个要在薄弱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的政权而言，在革命胜利后继续推进国家意志的社会化，实现民众文化心理的更新，形塑社会主义新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文化认同与情感视角的引入，打开了通往“日常生活世界”的研究路径。曾经被视为中性的、客观的对象，譬如时间和空间，譬如某种技术或方案的选择，也一样能成为形塑民众内心世界的中介。地标式的建筑，就既是凝固的客观存在，也同时附着“不但要为劳动人民提供舒适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而且应表现一定的艺术性、思想性，体现出社会主义时代的伟大与美丽”的主观意义。有美学研究者指出，当不可征服的被征服了、不可战胜的被战胜了的时候，对人类理性的尊严及其力量的重新确证就会使崇高感油然而生。此种“崇高”的体验，正是在近代历史性危机的语境中实现革命胜利的中国，所试图捕捉、塑造并传播给民众的。
1958年10月至1968年12月底，南京长江大桥自立项、设计至营建、落成，是一个意识形态激烈竞争而资源整体短缺的年代。本文意在以档案材料为基础，通过还原南京长江大桥这一地标建筑在设计、建设及建成后宣传阶段的历史，展现中国在具体的建设实践中对政治展示与现实国力之间矛盾的权衡。在这一个案例中，能清楚看到中国在务实的基础上，争取用制度与精神的“崇高”超越有限的物质，通过精心设计并提取实体建筑的形象意义生产其符号复本，使一时一地的“崇高”体验推广为改造更广阔时空下的自然与主体的素材。这也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所提供的另一种现代化的想象和实践方式”。
1958年12月22日至28日，长江三大桥第二次技术协作会议在武汉召开。会前，各方在数周时间内“日夜不断地用突击方式”进行设计绘制，关于南京桥，共提出了39个上部结构方案，10个下部结构方案和40幅美术方案。在会议开幕致辞中，大桥局局长彭敏说：“这样初步设计的准备工作，在任何桥梁史上也没有过。”在“大协作”的集体创作体验中，如何在长江南京段架起一座惊世之桥，使崇高的制度得到崇高的物质实在与之相配，在经济合理与形式美观之间、以速度为纲与表现新技术之间要如何取舍，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尽管与会者在第一次会议时已经达成了“多快好省、以快为纲”的共识，但当“务虚”走向“务实”，在具体的方案上，究竟如何权衡“好”与“省”，还是产生了相当激烈的争论。
在进入关于桥梁设计的具体方案的具体争论以前，需要先对当时中国之设计者乃至主政者在空间布置与建筑形象上的一般看法，亦即何谓“社会主义的美学”，以及此种“美学”可以容许的花费作一定的介绍，以便使得此种具体的争论呈现出时代的普遍性而不至显得琐碎。目前关于中国对于中国社会主流审美的影响的研究，虽然评价褒贬不一，但都同意建政使得一种主张雄浑、宏大、明快、纯粹而排斥纤弱、琐碎、阴郁、复杂的美学观点获得了压倒性的尊显地位。
应当说，此种取向的审美既有着古典传统的根底，亦是对近代历史的反应，既受苏联影响，又在“”的背景下，有着因意在超越苏联而更加强化的倾向。大—小、高—低是建筑学的基本概念，也是空间视觉秩序的关键要素。对“大”的偏好，对宏大、雄伟、崇高等词汇所勾勒的视觉体验的偏好，在中国古典美学中与国力之昌盛、政权之威严紧密相连，譬如“盛矣美矣，唐哉皇哉”的武周明堂，即为昭彰天命在身、国运昌隆而建。19世纪中期以降屈辱、创伤、动荡的民族危机与历史记忆，反向催生了中国社会“崇高”审美的身体化、大众化和普遍化。民国时期讨论在长江南京段横跨天堑的设想时，时人即有“若以矞皇伟大之铁桥高耸云表，自较任何建筑为壮观也”的表达。而此种以宏伟建筑伸张“国格”、激励民众、显示制度优越的做法，除本土的谱系之外，亦由苏联所倡导。20世纪50年代初，以建设社会主义新首都为中心，苏联派专家来华指导、中国派队伍赴苏联参观考察，斯大林“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美学观点，苏联“消除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在空间中融入政治意蕴以教育民众的思想与实践就此传入中国。苏联城市充满纪念物与宏伟国家建筑的特征，也给中国的设计师与主政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4年10月，时任建工部城市建设局局长的孙敬文即认为，如果说一般的建筑对艺术性可以“不一定要求很高”，那么“永久性纪念性的高大建筑，就一定要注意美观壮丽”。当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毕竟不足以支持于功能之外在形式上作太多虚饰，孙敬文在同篇发言中亦强调“艺术形式的设计一定要注意节约的原则”。1954年末，周恩来对建筑业提出“浪费了有限的国家资源”的批评。到1955年，在建筑规划设计和城市规划方面反对、反对高标准和浪费成为一次运动，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一批建筑师、以“大屋顶”为特征的一类建筑，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不过，“”的到来、中苏关系的恶化，又催生了对“大”的审美及实践的高调复归。
南京桥设计的具体方案的讨论即是在此种背景下开展的。由于“桥孔多或桥墩多，还只是工程数量问题，但如桥孔的跨度大，则是工程的技术水平问题”，此外，桥跨形式与桥跨长度等桥梁上部结构，除功能构件之外还具有“建筑”的特征，是表现“气势”的主要视觉承载之一，故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按观点在“好”与“省”之间的不同侧重，有关南京桥桥式方案的争论大致有如下两种意见：其一，为突出高技术主张采用大跨度，也为避免与武汉桥雷同而主张采用不一样的钢桁梁形式，譬如在连续梁的基础上采用柔拱加强；其二，为便于施工主张采用小跨度，且为尽可能套用武汉桥钢桁梁模具而采用相似的梁式桥。
持第一种意见者大多数来源于高校和纯设计单位，尤其是与会者中年轻一代的工程师和建筑师。从桥梁工程学角度而言，跨度200米以内最经济的桥式即武汉桥的平行等跨连续梁，200米以上则须在结构上作加强处理。唐山铁道学院针对南京桥的上部结构共提出了四个方案，四个方案的桥式主体部分（即江心中跨）的跨度都在240米以上，而其构型皆有意与武汉桥区别开来。
唐山铁道学院代表在会议上解释采用大跨度的原因：首先，长江南京段“就基础深度，水深和江面宽度来说，世界上也实在罕见”，往后长江上还要建很多桥，但这样的位置“不可多得”，从政治上对外展示的角度看，跨度大既可显示技术的进步，又可“衬托出雄伟的江面”；其次，增大跨度虽然会增加钢的用量，但也同样减少了江心桥墩的个数（而桥墩是最难施工的部分），经济上也可以在缩短工期和节省人工和机具费方面得到补偿，并不在“省”上太见缺陷。
唐山铁道学院提出的理由，尤其是第一点政治意义方面，也为来自其他设计单位的学者所赞同。比如，大桥设计事务所的胡竟铭认为，南京桥基础深，桥墩下沉较为不便，如采用小跨度，则下部结构须增加桥墩，于工期影响很大，而上部结构则相对易解决，况且“南京是长江上最大的城市，国际意义很大，虽长江上要造很多桥，南京则只一个，且国际友人往来很多，如与武汉大桥形式一样则太单调”。唐山铁道学院的姚富洲、湖南工学院的华祖焜等人则更为浪漫主义地提出：“目前中学也在搞原子能，大桥也应跃进一下，根据上面讲述的情况，如桥跨仍用160公尺，是否能与上面讲述的情况相适应”，“建桥也得放卫星，美国最大连续梁是220公尺，我们是不是可用240公尺？”
持第二种意见者，即主张采用160米左右的小跨度，主要是实施工程单位大桥工程局的工程师。除了显然的经济原因，如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武汉大桥的制造设备（机器样板）、安装设备并节省钢料外，技术的成熟性和国防备战的考虑是第二种意见的主要论据。大桥局的王序森提出，在160米的跨度足以敷用的情况下，采用200米以上的跨度必须另外在结构上作加强，而为主张大跨度方多数赞同的柔拱加强方案，在连接系上有一定的问题，为稳妥起见，不建议使用柔拱方案。王序森的发言也得到了同济大学副校长李国豪的同意。李国豪补充说，从国防角度看，柔拱在战时亦有“容易破坏，不易修复”的缺点。
桥梁毕竟需要依靠实施工程单位完成建设，加之新中国初年“备战”的弦始终紧绷，故以大桥局为主要代表的第二种意见，即采用跨度为160米的、三孔一联等跨平行连续梁桥式，最终占据上风是可以想见的。但第一种意见提出的在形式上体现“”气势，或至少避免与受苏联专家援助而建成的武汉桥桥式雷同的观点，亦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与影响力，故亦必须予以考虑和回应。
1958年12月25日，在三大桥设计会议南京小组会上，两方观点在桥式形式美观问题上讨论将近无法弥合时，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杨廷宝的发言直接扭转了唯有大跨度方能凸显气势、呈现壮观的一般印象：建筑的壮观与严肃，既可以从体型规模来实现，也可以从频率的均匀上实现，跨度虽短但如有频率也能产生伟大的气概，但跨度有大有小则不好。以唐山铁道学院为代表的跨度超过200米的桥式方案，基本采用边跨较小而中跨尤长的形式，杨廷宝的发言可谓有的放矢。
“小跨度不能凸显壮观”的思维定式得到了破除，但是160米等跨平行连续梁在形式上与武汉桥的雷同问题仍有待解决。此时，在跨度这一主要矛盾已经解决的时候，“美观”的权重又凸显了出来：经过讨论，领导小组决定在前述等跨平行连续梁的基础上，在主桁与桥墩支点之间加上“下加劲”杆，作为向中央呈报的推荐方案。12月26日下午，王序森向南京组传达领导小组的这一意见时，时任唐山铁道学院桥梁教研室主任的钱冬生明确说，此种下加劲杆的托架“不是结构上所必需，而是为了美观，因此，在推荐方案中，应指出这一缺点”。实施工程单位方面亦指出此种下加杆在悬臂拼装时易出现“对不上眼”而拖延工期的问题。但最终上报中央的推荐方案，以及南京长江大桥最终获准批复的桥式，正是在主桁之下加上了功能上并非必需、而形式上却可与武汉桥有所区分的下加劲弦。
如果说技术方面尚有不可违背而举世统一之物理规律，南京桥在当时现实之技术成熟度下，在桥式的美观方面只能“退而求其次”地采取了与武汉桥相似的主桁形式的话，那么，桥头建筑这一没有太多技术约制的部分，就基本上没有任何争议地承载了更多展现“民族特色”、呈现“”气势的任务。在1958年底召开的第二次技术协作会议美术组的讨论中，美术方案的主要提出方，如唐山铁道学院和南京工学院，在方案的设计原则方面均明确说，“大桥应该以本身的结构及形式作为主要的艺术表现力”，“为避免纤弱”，“在设计中不做过多的虚饰”，做到“简单朴素、庄严美观，既代表民族气概，也具有气势”，在颜色处理上可以“用水泥的本色来表达朴实之感”。
由于“武汉桥头堡体量不够”的前鉴，会议一致赞同南京工学院提出的采用复式桥头堡来“压”住1500多米正桥的意见，并公推南京工学院在会后牵头做美术方案的综合工作。不过，虽然在该阶段即有人提出“不用亭子，因为与武汉大桥一样”的意见，但出于“民族风格”的考虑，在会后至1959年12月间，南京工学院陆续综合的七个送铁道部鉴定的桥头建筑方案，均未脱离“亭台楼阁”的框架。在中苏关系破裂浮出水面的大背景下，这七个方案均被废弃，中央审阅意见明确说，南京桥的桥头建筑应与武汉桥有大的不同，应“更为雄伟壮丽，风格不拘”。于是，1960年初，受南京长江大桥工程指挥部委托，中国建筑学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美术方案竞赛，最终获选的方案，即今天所见的极富“”时代风格的“三面红旗”方案。
设计方案与施工任务计划审定后，施工队伍集结并初步训练完毕，1960年1月18日，南京长江大桥工程正式动工。如果一切顺利，南京长江大桥应当按照《施工计划报告书》规定的进度，在“大协作”制度优势下，争取复制武汉长江大桥提前建成通车的奇迹，在1964年内落成。然而，南京长江大桥正式开工不到一年，即面临“”带来的物质困境，材料不足、机具供应紧张、劳力下放、生活条件恶劣，不一而足。
“与面临紧迫任务时求助于钱袋的西方政府相比，中国政府往往求助于扩音器。”当国内遭遇巨大经济困难而国外加紧政治渗透之时，形塑一支不仅仅可以征服自然，还可以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体会到自身的崇高力量，从而能够“抵御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战斗的工人阶级”队伍，成为推动大桥建设接着来进行的核心问题。提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型工程中的生产动员，“人海战术”是一个常有的刻板印象。全天候、高强度、政治化的生产动员，鼓噪出一个近乎“剧场”的“工地社会”，国家意志在一个毫无原有基础、纯然依靠工程目标而集结起来的临时社会中，几无阻滞地扩张。这种印象只看到了“灌输”，却忽视了中国在发动群众时对“主人翁”精神的强调，以及被动员者除了“弱者的抵抗”式的能动性之外，向国家意志靠拢的能动性。
南京长江大桥作为国家重点基建工程，有着高规格的技术方面的要求，除“敢想敢干”，还要“会想会干”，更要“巧想巧干”。不同于同时期农田水利工程（如“引洮上山”工程）所依靠之人力几乎纯然是受益区的农民，南京长江大桥工程的建设主力军（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直属的设计处、施工处，以及下属第二、第四桥梁工程处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们），虽然在规模上远不及前者，但却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基建力量中名副其实的“正规部队”。“正规部队”的自豪感与认同感，是桥工们能够被动员起来的重要心理基础：“没有农民工，……我们是正规军，哪能有农民……噢，原来有的，困难时期减回去了，他们原来干的都是土建工。我们是正规部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你说的）桥头堡大会战那才几天，那都是最后桥建完了的装饰，主体部分还是得靠桥处。”
桥工们自我称许的“正规”，首先体现在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上。在1958年底至1959年大桥施工筹备阶段，江苏省向省内各地要求招收学徒工、合同工支援大桥建设时，除体质、家庭出身和个人政治历史外，为3500名人员设定了“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或相当于高小程度”的文化素质门槛。而大桥局自带的约4000余名桥工，也是当年建设武汉长江大桥时从桥梁学院、铁道兵团、旧铁路局系统等多方面抽调集中而来；除普通工人外，筹备阶段集结于南京桥的技术人员即达200余人。
以如此素质的施工力量作为基础，在同样面临机械化机具供应紧张、需要研发“土法”和“土器”来顶上施工时，大桥方面的“技术革命、技术革新”运动（以下简称“双革”运动），能够收获更大的效果，由此形成的正向反馈能够逐步加强工人的主动性与积极性。1960年3月，仅“双革”运动的第一个月，即在工具发明和技术操作等方面创造了许多革新事例，譬如“将打桩用的6吨单打汽锤改为自动化”“3.6米管桩安装工作，由过去的最高纪录8小时缩短为24分钟”；到当年11月，共计“提出革新建议51818件，已实现17482件，机械化程度达到62%”，从而“节约了大量劳动力”，使得按工程任务“原来尚缺2000余名劳动力”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除开在“运动化”状态下明显“跃进”的数字，技术革新或者工艺改进，在南京桥工地更像是生产实践中的日常事件。在“双革”不再是“运动”的1963年，全年由生产工人提出的革新建议共160件，被采纳者119件，实践有效者106件——有效率超过了三分之二，共计创造65959元的经济价值。
美国学者裴宜理曾经指出，对“情绪”和“情感”的重视和把握是能够成功动员民众以积极的、主动的姿态投入革命事业的重要原因；诸多事涉情感的工作中，赋予个体以“尊严感”是最为关键也是最值得继承的一份“遗产”。南京桥工程指挥部和桥处领导层对于普通工人提出的革新建议的重视、对工人们“主人翁”精神的爱护和鼓励，也是激发工人们持续不断地寻求技术突破的主要的因素。前文提及的“双革”建议实现率，除可以证明工人建议的有效性，亦能够准确的看出彼时领导层对工人建议的重视。在地质条件复杂、自然因素多变的长江南京段，一线工人在经年的施工实践中积累的实操经验和“感觉”，是技术专家亦无法替代的。可以说，“主人翁”的尊严，既是“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国家的“政治正确”，也是工人为自己挣来的，二者在某一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这里举一个更具体的实例。1964年正桥4号墩的实施工程的方案通过后，却因为大桥局缺少水上施工的大型吊机并且“租也租不到”而陷入僵局。在为此召开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三结合”会议上，水手工长提出的以800吨铁驳的锚抛代替吊机的建议，受到了第四桥梁工程处党委的重视——领导层立即责成施工科科长和设计组组长，同提议的工长一道研究落实具体方案，并最终以该方案解决了“在没有大型吊机的情况下把40吨的混凝土铆抛入水中的难题”。
而对于这样具有突出贡献的“好人好事”，自然会经由“宣传动员组”采集、编写后，上墙报、上公告栏，在俱乐部、食堂门口，在江边墩子上红纸黑字地具名张榜，并在工人们劳动的全过程中伴随着激昂的革命歌曲由广播广而告之至整个施工现场。因成为“好人好事”的主角而生的这份“光荣感”，在当年的总结材料中或有“宣传”的因素而未必能够完全采信，但笔者访谈时的一个细节或可作一佐证。如今已年逾八旬，因生活境遇并不算好而对笔者态度冷淡的一位老桥工，在听到工友对笔者“讲古”提到自己曾经“登榜”的旧事时不免抛下手里的象棋，加入访谈中来：“我们工队，百来个（引桥）桥墩，每个都要打24米深的大桩到地里去，我们当年能做到‘万米不断桩’，那是了不得的。上广播、上宣传栏，那是当然骄傲的，王超柱知道吗，就是我们工队的，就是我们工人，到北京开大会，还见到了毛主席。那才叫当家做主呢……”
此外，除少数专职干部和外来驻场采风学习的作家、记者、学生外，“宣传动员组”的主体系由工人构成，工人除被鼓励成为“好人好事”的生产者外，也被鼓励为“好人好事”的观察者和撰写者。据曾经担任过第四桥梁工程处宣传科干事的杨先生回忆，当时工地的宣传材料除前述形式和直属于局党委的《桥工报》外，工人们最常看的事实上是由桥梁工程处抽调的“以工代干”的工人刻钢板、油印、分发到班组，并且工人投稿录用率较高的桥梁工程处小报。当时工人们普遍热衷于在小报上寻找自己的名字，既包括自己为主角的“好人好事”，也包括由自己撰写的“好人好事”。一些文采斐然的投稿，还可能被采风的记者转载到《新华日报》和《人民日报》，成为桥工们至今仍觉荣耀而念念不忘的往事。“剧场社会”的理论，隐含着一层将普通民众视作“被凝视”的“他者”的意蕴，而忽略了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内生着的“想要被看到”的展示欲。在南京桥工地上，桥工兼具“被凝视者”和“凝视者”的身份。哪怕仅是为了在小报上寻找自我的名字、在各类摄影和录像中“露脸”，工人们的工作劲头亦有“主动”使然的成分：“大家都争着抢着干最苦最累的活，不是最苦的还不高兴，觉得是对自己的不信任……你铆八百，我铆一千，你铆一千，我铆一千二，到点也不下班，领导多次催促，就是不走，非要领导下死命令，才离开工地。”
文化技术素养是桥工响应“双革”等生产动员运动的客观基础，而主观认知中自我实现的需求，则是构成桥工们自我驱动力的重要的条件。为南京桥鞠躬尽瘁、在任上病逝的“梅总（梅旸春总工程师）就是因为技术高，活着受尊敬，死了还由公家穿上料子服火葬”，以及因在“双革”及生产实践中积极创新、在技术等级序列中评至最高级而最终以工人之身获得工程师职称，并且“到北京开大会，见到了毛主席”的“不得了”的王超柱，都是工人们钦慕并向往成为的榜样。领导层对工人“成就感”与“参与感”的主观重视是一方面，制度上社会流动的客观保障也是工人积极性得以持续的关键。生产中创造了各项记录的工人，有在定期召开的各级表彰大会中变为“典型”而成为干部、参与“工人代表团”出国访问乃至成为人大代表的晋升渠道。即使像王超柱这样最终成为中央委员的“典型”实属凤毛麟角，但从工人转为技术人员的可能性却也是青年工人为提升技术日夜钻研、积极投身工程建设的重要动力。当时“提干不发财，粮食降下来”的分配机制，也是形塑青年工人择业价值排序的重要一环。
最后，在险峻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为一座彰显人类能动性的伟大建筑添砖加瓦，本身即是成就感的来源。有学者指出“当把自然危险看作人类曾经对抗自然的痕迹；当它们成为不再具有危险性的形式而成为一种见证人类实践胜利的自然形式时，崇高就诞生了”。由各级党委规定的宣传策略，以及呈现在工人校报等各级宣传材料中的叙事，即符合着前述规律：将客观条件之“苦”与主观所创造的各项记录之“高”进行不厌其烦的对比。征服了“不可能”征服的、创造了“不可能”创造的，居处其间为此流汗流血的工人，才会在时过境迁之时仍然感怀于那一份成就感，“当时觉得越苦越光荣，那样苦，各项记录才叫奇迹”。
工程指挥部和桥梁工程处各级干部对于工人建议、创新及“好人好事”的重视，制度安排上对工人技术认定、提干转职等流动渠道的保障，是桥工从攻坚克难的生产实践中获取的“崇高”体验得以维系的关键。在主客观两方面的呵护与保障之下，桥工们对自身的事业与前景产生了高度的认同感，从而积极投身大桥的建设之中。由此，“崇高”并非单方面的灌输，也有着被动员者自我驱动的主观能动。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进度，正是在此种情况下，才在进入国民经济“调整”阶段、各项物质支持大为削减以后还能大致得以保持，并于1968年12月底建成通车。
大桥的建成远不是缠绕其上的“政治”的终结，而可以说只是开端。建筑有着能够抵拒时间侵蚀、同时具象化人类劳动与精神的作用，因此有被再造和利用作为“人类记忆和社会价值的固定标记”的潜能。而集体记忆从来都是“最重要的权力资源之一”，“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对于深谙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国而言，南京长江大桥正是形塑集体记忆、凝聚社会共识、集成政治认同的良好素材。
前述关于南京长江大桥在其设计阶段的争论及其最终定案，已能看出中国对于大桥视觉形象应当承载的“意义”的设想：严肃、壮观、隆重，展现出战胜自然、超越敌手的“”的气势。为使视觉化了的政治秩序获得更广泛的传播，将实体建筑提取“意义”，并生产其符号复本是一道必经的程序。德国学者柯丽莎（Elisabeth Köll）在《铁路与中国转型》中追溯了中国对铁路这一实在及其符号的利用：不仅使之在物质意义上将国家的权力延展到边疆，而且将其转化为一种现代技术的象征、一种未来社会的承诺、一种制度和（在制度的培养下生成的）人性克服自然险峻的英雄故事，经由报纸、画报、电影等传播至铁路沿线以外的民众生活。南京长江大桥同样经历了这样的复本生产，由于其建成年代的特殊性，南京长江大桥的符号化不仅规模更大，而且其符号意义也更为鲜明地凝结入了彼时的政治秩序，成为观察彼时中国之敌我观、革命观、历史观的一大窗口。
围绕大桥符号的意义提取和刻写旨在使之进入民众的共同记忆，在宣传文本中，被强调的与被排斥的，都可以照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对于意义生产的重视与精心安排。对于南京长江大桥的符号化，第一步，即是意在使之超出当地与当下的限制，强调其在空间与时间上的“普遍性”的意义。如“一头连着，一头连着五大洲”的表述，这一“连接”，既有物理意义上的“相类”（桥就其根本的功能即是沟通被空间阻隔的对象）；也有政治意义上的由外事参观所暗示着的追求“”的革命的相互支持关系。而在颂扬大桥建成时，往往有着回忆、追溯和对比，来凸显“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改天换地、今非昔比的作用。这种叙事，将大桥置入了历史的“谱系”之中，所欲号召者，正是一代代后来人续上光荣的谱系，“把革命的脉管接通”。
如果说第一步是将大桥的符号在一定程度上“泛化”而使之能够与更宏大的主题相连，那么第二步，则是将此种“泛化”严格限定在特定的主题上。为此，大桥符号的视觉形象也要有固定的呈现方式。表2第二列对安东尼奥尼的批判，既体现了对“雄伟”审美的再次肯定，又反映了1962年后绷紧了“阶级斗争”之弦的中国对于“日常化、琐碎化、庸俗化”大桥形象的高度敏感。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衣服的镜头，之所以是“丑化”大桥，是因其将“崇高”退入了“日常”乃至“庸常”，而这正是革命在和平年代最容易受到侵蚀的一种方式。在《运动中的“”幼稚病》中，列宁即曾指出，比起地主和资产阶级，小商品生产者、小业主、农民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蚀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那种恶果”。经过“审定”的大桥形象，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由被安东尼奥尼拒绝的“高架车”拍摄出的全景形象，并将“三面红旗”的桥头大堡作为视觉焦点（即使是背景），大部分时候会配合以延伸到江面一段的大桥钢梁，有时则干脆连“桥”都可以省去而保留带有“红旗”的桥头堡。
第三步，则是使前述经过严格审定的大桥视觉符号，与“人”建立起联系，提取大桥作为人的产物所彰显的人的精神，使符号化了的地标建筑能够“精神化”，成为塑造“新人”的样板。“见物亦见人”地突出“工人阶级”的能动性，是南京长江大桥宣传工作的关键原则。早在建桥期间，为记录工序和技术摄制的纪录片脚本审定意见中，就明确了“不能只顾拍摄工程技术而忽视那些激动心弦的人的活动”的原则，要求增加建桥工人的“战斗场景”的比重。报道大桥通车的报纸版面上，固定的《毛主席语录》栏目所摘取的语句，也点明了宣传的重点所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在大桥建成后发行的署名为“南京长江大桥工人写作组”的大桥报告文学集，反映了在大桥这一符号上所试图提取的“人的精神”、所试图锻造和推广的“新人”样板。其中，二十八天半建成桥头堡的故事（即报告文学集中《二十八天半》一文），是此种意义生产的典型文本。1968年9月2日，距离预定铁路桥试通车期限还剩28天，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再一次接见建桥工人代表，发出“‘十·一’不仅铁路要通车，桥头大堡等附属工程也要搞上去”的号召。尽管在“简化快通”的原则之下，桥头大堡的设计标高已从128米缩小到97米，但缩小后的堡体亦有十层之高（相当于民用建筑的24层楼）。在文本中，工人阶级的崇高人格，正是在其直面客观的困难，以实际行动打退“中爬行主义哲学流毒较深”或“患‘近视症’的老爷们”的质疑声中体现出来的：“桥头小堡也是我们公司（江苏省建筑第一工程公司）施工的，前后一年多才建成。大堡比小堡大三倍，一个月就想造成功？我们究竟是真想造桥头堡还是说笑话啊？”桥工们虽然知道“这些困难是假的吗？不！是真的”，但他们“胸怀朝阳，顶天立地，越是艰险越向前”，对于“在困难面前畏缩不前、知难而退呢，还是分析困难，战而胜之”的问题，桥工们坚定地选择后者。
作为由在工地“扎根”采风的作者撰写的报告文学作品，前述叙事是对集体主义时期各类生产实践中的“大会战”式动员的高度凝练和再现。用大字报、说理会的方式充分暴露异议，并进行“大辩论”，在进一步研究如何解决具体的问题前，首先明确“困难一定可以被工人阶级战胜”的结论，以众口一致显示万众一心。“大辩论”的过程往往还伴随着老工人的回忆对比、对质疑者阶级出身及过往行迹的挖掘。这种对比构成了两类典型的个人生命史故事：“好人好事”或则因其“受过旧社会的血泪仇”共享着“阶级苦”而斗志昂扬，或则因其受“新社会的感召和改造”而“痛改前非”；“坏人坏事”则或是“根子就坏”，或是“受旧社会熏染”“上了当、中了流毒”。最终，“好人”不仅战胜了自然的“敌人”，也打退了社会的“敌人”，在双重意义上确证了自身的力量。这类故事的角色简单鲜明、情节与逻辑清晰一致，但这正是一种对“意义”生成方式的把握。国家乃至人类社会本身，即是由特定的“故事”凝聚起来的。
从桥工群体身上提取的“新人”形象与故事，在国家层面的报道中，还常常伴随着工人阶级（以至广义的“人民”）中其他群体作为受感染的追随者、学习者，或者平行的呼应者的情节，在文本中先行建立起建桥精神“传递”的叙事逻辑。譬如，在1968年12月31日大桥建成通车次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中，就在桥工群体之外，引入了“江苏地区和南京市的工人、贫下中农、指战员、机关干部”“上海基础公司打桩队”“山海关桥梁厂的工人群众”“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东、辽宁、安徽以及江苏省各地的优秀建筑工人”等群体。他们有的亲身前往建桥工地“争着要为大桥建设出一点力，流一点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积极争取参加大桥工地的义务劳动”，有的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学习建桥工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为大桥生产必需的建材设备，还有的即将带着备受建桥工人鼓舞的红心“支援边疆，过几天就要到内蒙古安家落户”。
最后，是将经过审定的南京长江大桥的形象与意义，以所有可能的方式传播。不仅其空间实在成为外事参观的必经之地，其符号复本也借由国庆、成就展览、艺术创作、商标画片无处不在地渗透入民众的日常生活，甚至成为许多同年出生的孩子的姓名（如宁桥、建桥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最激动人心之处，是试图在“匮乏”之中克服“匮乏”。面对有限的物质基础，中国在建政之后，延续着激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革命经验，试图构建起一种“真正自觉与真正发动”的历史主体，培养一种能够时刻以高昂无畏的热情与斗志投入生产生活实践的崇高人格，从而克服客观的限制建设社会主义事业。
“翻身”必须“翻心”，而面对物的铁律，心之力量终究有其限度。在南京长江大桥建设这一个案例中，规划者在坚持“崇高”审美偏好的同时，最终向技术与物质的限度做了让步：围绕“多快好省”这一存在内在张力的口号，在何者为先的争论中，最终占领上风的原则是“实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考虑美观”。从桥式与桥头建筑的争论与定案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对“崇高”的追求，有着超出高层意志以外的社会基础。如果勾连民国时期对南京长江大桥的设想（“若以矞皇伟大之铁桥高耸云表，自较任何建筑为壮观也”），则可以照见一条绵延不断对战胜自然、彰显民气与国力的现代性渴望的隐线。
心与物之间的张力，恢宏理想与匮乏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培育社会主义“新人”遭遇的根本性难题。如何在革命胜利后维持战斗着的热情，如何把日常的生产实践转化为战斗的场景，如何平衡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与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如何在价值规律仍起作用、分配无法均等、所得相对匮乏的物质消费生活中绷紧理想的弦……较早对中国改造日常生活空间、形塑“新人”之努力进行研究的文学批评家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及其后的文艺作品文本中围绕前述问题的焦虑。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厂生产与管理情况的历史研究者，也看到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群众心态从热情到疲乏的转变。在南京长江大桥的生产动员中，能够准确的看出桥工对“崇高”的主动靠拢，既有着由承认、尊重带来的感性认同，也有着由客观的技术评级、晋升渠道畅通而带来的理性遵从。
社会转型尤其是革命性的社会转型，必须展现它对于日常生活、语言和空间的创造性影响。回顾全文，从存在幽暗与计算的现实人性迈向“崇高”的理想人格，其间的桥梁，仍要由物质的基本满足来搭起。主观感觉结构更迭的根源在于社会存在而非社会意识，“新人”根本性的转型力量在于客观生产改造实践的突破。
一桥飞架，通途变通途。大桥的一端通往远方与愿望，一端连着故土与怀念。 团圆是新年的主题，安全是团圆的底色。在阖家相聚的新春佳节，很多守桥人据守一线，看护着大桥的安全与疏通，护航万千游子的回家团圆路。
看护心语：调度员手中的指令重若千钧，每一次调度都影响大桥的安全安定，更联系万千旅客的归乡之路。
在苏通大桥调度（应急）指挥中心，有一群幕后英雄，他们就像交通乐章的指挥家，虽不站在舞台中心，却用才智和据守把控着行车旋律。显示屏上车流如织，电话铃声此伏彼起，键盘敲击声不绝于耳，调度员宣布一个个精准指令，有序地引导车辆通行。
近年来，苏通大桥车流量继续攀升，日最高车流量到达16.5万辆次，给保通保畅作业带来了巨大应战。春运的热潮更是让苏通大桥车流量再创新高。
2月4日（大年初七）这天是新年返程顶峰，调度（应急）指挥中心内弥漫着严重而繁忙的气氛。严辰聚精会神地盯着监控屏幕，屏幕上跳动着路况信息和车流量数据，每一点改变都紧紧触动着他的心。
“沪武高速董浜纽带往苏通大桥方向车流量继续增大，必须保持警惕！”严辰经过对讲机沉稳地传达着指令。
忽然，一阵尖利的警报声响起，监控画面瞬间切换至南通方向K1210处，只见一辆轿车停在了快车道上，后方车辆纷繁紧迫躲避，状况十分危殆。严辰敏捷拿起对讲机：“南主线驻点人员请注意，有一辆小轿车违停在南通方向K1210榜首车道，请当即前往检查，做好安全防护！”
紧接着，严辰拨通了小轿车司机的电话：“您好，这里是苏通大桥调度（应急）指挥中心，咱们正真看到您的车辆停在行车道上，请问是车辆呈现毛病了吗？”电话那头传来车主着急的声响：“我的车忽然无法行进了，咱们正着急回家新年呢，这可怎么办啊？”严辰安慰道：“您别急，救援人员已动身，您和车上人员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马上转移到安全地带，翻开风险警示灯，车后至少150米处放置三角警示牌，请必定要注意安全！”
等候救援时，严辰继续与司机保持联系，不断安慰他益发严重的心情。时刻似乎在这一刻被无限拉长，每一秒都折磨着严辰的心，直至清障车呈现在监控画面中，他才松了一口气。
每年新年，外面焰火绚烂开放，家家户户欢声笑语，严辰却和搭档们紧盯着监控屏幕，重视着大桥上的每一个纤细动态。尽管心中充溢对家人的内疚，但正是他与搭档们废寝忘食的支付，用据守诠释职责，以担任看护团圆，才让苏通大桥稳稳承载起新年假期84.8万辆次车辆的安全通行。江苏苏通大桥有限职责公司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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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卫视《湖北新闻》音讯，3月26日，湖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落幕。会议表决经过了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免除蒋超良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抉择。蒋超良（材料图）本年2月21日晚音讯，蒋超良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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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科技大学发布了：首届招100人以内，年膏火5460元！大四到境外名校学习一年，与剑桥、牛津、斯坦福等协作
据《福州晚报》3月22日音讯，本年该校方案接收100名以内学生，膏火每年5460元，采纳本硕博贯穿培育形式，本科阶段将取得双学位。
这4名教师江苏省“基本功赛”获奖，他们的教育格言线日讯（通讯员 仪教宣 记者 陈咏）记者26日从扬州仪征市教育部门得悉，省教育厅近来发布2024年度全省基础教育青年教师教育基本功竞赛获奖名单，该市4名教师榜上有名，新集小学廖旭获小学数学一等奖、试验中学谭国星获初中音乐一等奖、试验中学李国凤获初中数学二等奖、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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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木棉花开的时节。在中医里，木棉花具有清热、利湿、解毒、止血的成效，《岭南采药录》里边还说到它可以清暑，是春夏两季十分好用的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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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国考笔试成绩何时发布？图图整理了往年国考成绩发布时间，大致在1月上旬，你们可以参考下，提前做好出成绩后的面试准备哦。
25年国考进面分数是多少？2025年国考笔试成绩将于1月公布，大概多少分能够进面？不同系统进面分存在差异，特别综合岗、海关、国税和气象局系统的分数范围跨度较大。铁路公安、出入境和证监会分数跨度较小，分数较为集中。而从国考各地区进面分来看，各省分数排名就一定程度映射了省考的竞争压力。给大家可以借鉴去年各省份统计数据：
资格复审是考生为之前所填写的信息负责的一道程序，考生要提供的有关的资料并且要保证真实性，对于弄虚作假或未按要求填写的，将被取消面试资格。
证明材料要提前准备，有的材料需要学校或者单位出示，流程复杂，建议我们大家提前准备好，妥善保存。
本人身份证件(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学生证、工作证等)原件、所在学校或者单位盖章的报名推荐表、报名登记表、成绩单等材料。
国考面试有哪些形式和题型？国考面试的形式主要有三种：结构化面试、结构化小组面试、无领导小组面试，主要考察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言语表达能力，计划组织能力，抗压能力，求职动机与拟任职位匹配性，人际交往意识与技巧等内容。
综合分析类题目是广大考生在公考面试时感到头痛的题目，往往会出现题目表态不正确和分析内容过少，没话说的情况等等，这样一些问题的出现，最根本的缘由是分析能力不强，缺少正确的分析方法。对于综合分析类题目如何更正确，更全面的作答，可采取两种方法：题干信息分析法和结合实际分析法。
情景模拟类题目是面试过程中考察频率较高的一类题型，常常会出现在试题中的最后一题，以考察考生的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为主，由考生担任题中角色，和考官进行模拟沟通。情景模拟类的题目问法往往比较明确，一般为“请现场模拟”，能让考生尽快代入到考题当中，是最能考察考生交流感与表达能力的一道题。
人际题目命题原理是围绕着工作相关的人际关系来命题，形式上伴随着诸多人际矛盾，一方面考查怎么样看待，一方面考查怎么化解。这种题目本质上测查的就是一个人的情商的高低，而在公职队伍人员选拔时，除了不可选择性之外，还有一项就是解决处理问题的能力，要知道公务员除了和同事接触，还要和群众去打交道。而往往高情商的人会很好地解决问题。
在公务员面试中经常会出现组织活动类型题目，目的是测查考生的计划能力、组织能力。因此考生能否结合真实的情况把活动组织好是得高分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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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公司是一家以创新为中心的粮食产品生产公司，为了满足那群消费的人的新鲜感，现将优质的大米配上玉米.燕麦等加工成混合保健食品，开发出一些特种大米的系列食品。由此能够分析出丙公司采用的战略是（）。
由于丙公司将优质大米开发出一些特种大米系列食品，是对现有产品的改变，属于产品研究开发战略。
著名的管理学者西蒙描述了一个经典的包括三阶段的决策制定过程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这一决策制定过程的是（ ） 。
处理和记录企业经营运作所必需的组织基本活动和作业信息，服务于组织的作业层的计算机系统属于（ ） 。
信息系统对价值链基本活动的支持，能够最终靠自动仓储系统和自动化运输调度系统来提升企业内外部物流运作效率
信息系统对价值链基本活动的支持，能够最终靠计算机控制的生产制造系统提升生产运作效率
信息系统对价值链基本活动的支持，能够最终靠计算机化的产品营销售卖和服务系统提升销售与服务的效能
信息系统对价值链基本活动的支持，能够最终靠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来提升研发技术效能
信息技术不是根据组织实际需要来计划.开发和执行以支持和服务于组织变革的使能器
英联邦社区护理中最重要的服务形式是A社区护理组织B家庭护理组织C老年人社区护理组织D健康访视组织
为老年人提供有效护理的前提和保证是A提高自身业务能力B熟悉老年人的健康需求C定期进行健康检查D及时有效地发现老年人患病的早期征象和危险信号
社区传染病二级预防主要是A处理好医疗废弃物，如注射器针头B隔离传染病患者C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D抢救危急重症患者
社区护理最突出的特点是A随医学模式转变而出现的新领域B专业性极强C需运用管理学D面向社区和家庭
慢性病自我管理的任务不包括A医疗行为管理B增强自我管理的知识和技能C角色管理D情绪管理
甲公司于 2017年初制订和实施了一项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以对公司管理层进行激励。该计划规定公司全年的净利润指标为 5 000 万元，如果在公司管理层的努力下完成净利润超过 5 000万元， 公司管理层可以分享超过净利润部分的 10% 作为额外报酬。假定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实际完成净利润 6 000 万元。不考虑离职等其他因素，甲公司 2017年 12月 31 日因该项短期利润分享计划应入管理费用的金额为（ ）万元。A0B100C400D500
下列各项资产中，无论是不是存在减值迹象，每年年末均应进行资产减值测试的是（ ）。A 长期股权投资B固定资产C常规使用的寿命确定的非货币性资产D常规使用的寿命不确定的非货币性资产
下列各项资产中属于无形资产的是（ ）。A房地产开发企业为购建商品房而购买的土地使用权B自行研发的用来生产产品的非专利技术 C企业自创的品牌D公司合并形成的商誉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9年发生的有关交易或事项如下：（1）销售产品确认收入6 000万元，结转成本4 000万元，当期应交纳的增值税为960万元，有关税金及附加为50万元；（2）持有的交易性金融实物资产当期市价上升160万元、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当期市价上升130万元；（3）出售一项专利技术产生收益300万元；（4）计提非货币性资产减值准备410万元。甲公司交易性金融实物资产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在2019年末未对外出售，不考虑别的因素，甲公司计算的2019年盈利是（ ）万元。A1 700B1 710C1 880D2 000
2018年7月1日，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商品5 000件，每件售价10元（不含增值税），甲、乙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均为16%。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商品给予10%的商业折扣，提供的现金折扣条件为2/10、1/20、n/30，并代垫运杂费500元。乙公司于2018年7月8日付款。不考虑别的因素，甲公司在该项交易中应确认的收入是（ ）元。A45 000B49 500C50 000D50 500
京华公司为建造一项固定资产于2×16年1月1日向银行借入一笔专门借款2 000万元，借款期限为3年，年利率为5%。京华公司于2×16年10月8日开始施工建设，该工程在2×17年支出情况如下： 1月1日支付600万元； 5月1日支付500万元；10月1日支付900万元。2×17年6月1日京华公司停工进行安全质量检验，并于2×17年10月1日恢复建设。至2×17年年末，该项工程尚未完工。假设京华公司不存在别的借款，闲置借款资金均用于固定收益债券短期投资，该短期投资月收益率是0.5%。京华公司2×17年因建设固定资产而需要资本化的利息为（ ）万元。A15.67B66.67C49.5D100
辽东公司为建造一项固定资产于2×16年1月1日向银行借入一笔专门借款2 000万元，借款期限为3年，年利率为5%。辽东公司于2×16年10月8日开始施工建设，该工程在2×17年支出情况如下： 1月1日支付600万元； 5月1日支付500万元；10月1日支付900万元。2×17年6月1日因与施工方发生劳务纠纷停工，于2×17年10月1日恢复建设。至2×17年年末，该项工程尚未完工。假设辽东公司不存在别的借款，闲置借款资金均用于固定收益债券短期投资，该短期投资月收益率是0.4%。辽东公司2×17年因建设固定资产而需要资本化的利息为（ ）万元。A40.67B66.67C49.5D100
甲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取公允价值模式计量。2017年7月1日用银行存款10 300万元购入一幢写字楼用于出租。该写字楼预计使用年限为20年，预计净残值为300万元。2017年12月31日，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市价为10 150万元。2018年4月30日该企业将此项投资性房地产出售，售价为11 300万元，该企业处置投资性房地产时影响的营业利润为（ ）万元。A1 150B1 300C1 000D1 050
2016年12月10日，甲公司将一幢建筑物对外出租并采用成本模式计量。出租时，该建筑物的成本为1 000万元，已计提折旧500万元，未计提减值准备，预计尚可使用年数的限制为10年，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无残值。2017年12月31日，该建筑物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360万元，公允市价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310万元。2018年12月31日，该建筑物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380万元，公允市价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400万元。假定计提减值后该建筑物的折旧方法、折旧年限和预计净残值不变。则2018年12月31日该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为（ nbsp; ）万元。A400B320C380D310
在会计核算过程中产生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两种记账基础的会计基本假设是（ ）。A会计主体B持续经营C会计分期D货币计量
战略变革根据变革的类型和管理层的作用不同存在不同组合 。当管理层的作用为主动，而变革的性质为渐变性时，该种变革为（ ） 。A协调变革B计划变革C接受变革D迫使变革
下列各项中，用来表述企业的根本性质和存在理由，体现企业的哲学、信念、原则的是（）。A企业愿景B企业使命C企业目标D企业战略
战略群组是指在一个产业中，具有（）战略的各企业组成的群体。A相同或相异B相同或相似C相异或相似D相异或类似
乙公司是一家冰淇淋生产企业，主打消费群体为高端人群，为迎合这部分消费者的需求特征，乙公司采取专卖店的形式进行销售，很注重专卖店的家装设计风格，以专卖店的装修来迎合高端人群的消费习惯 。同时，在产品研制上投入巨大，使得自身的冰淇淋产品具有与众不同的口味和外观，在高端人群中享有极佳的口碑 。根据以上信息能判断，该公司采取的战略为（ ） 。A成本领先战略B差异化战略C集中成本领先战略D集中差异化战略
（）是组织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进行的各种分工和协调的系统。A组织架构B企业文化C企业构型D组织设计
在衡量企业业绩的指标中，能够更及时传递信息的指标是（ ） 。A财务指标B管理绩效指标C非财务指标D预算指标
平衡计分卡是战略控制中的一种重要工具，它使用由多个角度组成的绩效指标架构来评价组织的绩效，这些角度包括：财务角度、顾客角度、内部流程角度和（）。A风险角度B成本角度C战略角度D创新与学习角度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风险只具有客观性B风险是能控制的，只要措施得力，可完全彻底消除风险C风险是一系列最大有可能的结果D企业风险与企业战略相关
乙公司是一家汽车厂商，最近有消费者投诉其产品存在巨大隐患，该公司对此并未在意 。随着投诉增多，政府部门开始介入，开出巨额罚单 。此事引发该公司市场占有率急剧下滑 。根据以上信息能判断，由于该公司未能有效地控制产品投诉而产生的风险是（ ） 。A环境风险B声誉风险C市场风险D运营风险
甲公司是一家食品企业，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检查中被发现产品中存在对身体有害的元素。调查表明，这是由于该公司疏于原材料质量的检验，导致产品质量存在问题。根据以上信息能判断，该事例反映的是（）。A社会责任B权利和责任的分配C组织架构D管理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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